“改变心灵和头脑”、“在一片不确定性中引领时代”、“用企业塑造未来”等等，都是校友们讨论出的答案。
正如哈佛商学院的宗旨“培养能改变世界的领导者”一样，从1908年创立，到2008年百年诞辰，它以人才为投入，以思想为产出。作为世界范围内首个推出工商管理教育和首个颁发MBA学位的院校，在短短100年能成就这样的荣耀实属不易。哈佛商学院的奇迹是如何创造的？
■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
尽管企业对哈佛MBA的需求一直呈“饥渴”状态，但哈佛商学院并没有沦为“扩招”的工具。在1985年有5709人申请就读哈佛商学院MBA，注册入学793人；2000年其申请人数突破8000人时，注册入学的学生数量仅增加至898人；到了2004年其申请人数激增至10382人时，注册入学人数依然保持在898人不变。
2009届MBA申请人数增长了7424人，但注册入学人数仅仅增长到了901人。
入学人数的多少，取决于所有教育资源是否匹配。哈佛并不会冒险增加它的MBA学生数量，而是会在现有状态下谨慎地运转。
《财富》杂志就认为，哈佛商学院之所以能够有百年的良性运转，归因于这个学校的精英本质。它能吸引来最高素质的学生，汇集一群可以将这些学生推出舒适圈、每天面对挑战的教员，让这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不断地运转：它是名校，因此吸引最好的学生和老师，只要这部引擎不断地运转，哈佛商学院就能提供源源不绝、让人终身受用的体验。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人问哈佛商学院78届MBA、耶鲁商学院教授Jeffrey Sonnenfeld：“MBA学习中什么最难让你忘怀？”教授想了想说，最难忘的是这段经历，在哈佛的学习体验终生受用，这段经历刻骨铭心，谁也不能取代。
让77届通用汽车CEO瓦格纳最难忘的，则是“和拥有不同观点和专业的聪明人，同心协力解决棘手的问题，可以有出人意料的创造性成果”。82届的通用电气CEO伊梅特则认为，最深刻的感受是要一天中的24个小时都能加以利用。
翻开哈佛商学院长长的校友名单，美国总统布什、财长保尔森、IBM前舵手郭士纳、网上拍卖商eBay前行政总裁惠特曼会一一出现在眼前。
根据2006年的一项调查，在全球最主要的公司里，有超过500名哈佛商学院校友担任最高层领导者。
■生财有道
培养改变世界的领导者，要花费的不仅仅是精力，还有金钱。哈佛商学院MBA与EMBA的学费之和只占全年总收入的40％。虽然2/3的MBA学生拥有低息贷款或奖学金等助学工具，但哈佛商学院也不是穷孩子们去的地方，以2007～2008学年（学制为9个月）MBA学生的各项开销为基础，哈佛商学院为2009年每名MBA新生开具了7.33万美元的预算清单。
不过，就像任何一个百年老店那样，哈佛商学院的品牌价值无限，它当然不会仅靠“课堂”这一单个产品过活。
哈佛商学院最为成功的是在吸引捐赠上。每年约20％的收入要靠校友捐赠和校方募集，因为其教育“成本”实在相当高：以2005年至2007年的数字为例，哈佛商学院的总支出分别为3.07亿美元、3.45亿美元和3.75亿美元——47％是付给教员的薪水，1.5%是给学生的奖学金。
此外，哈佛商学院的全资出版公司“HBSP”就拥有哈佛商业评论、哈佛案例教学和哈佛远程电子教育等6个著名品牌，这让哈佛商学院每年单靠出版物的进账就占总收入的1/3。其2007年的出版收入达到了1.28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了20.7％，其毛利率也能达到可观的68％。
哈佛商学院的总资产中有80%为基金，哈佛大学将包括其在内的所有350亿美元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工作进行运作，投资净收益率达到23%。
在全球化的进一步影响下，“哈佛个案教学法”也分身有道，吸金有术。它于2008年新设立的“亚洲个案课程”，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
现任院长Jay Light就职前在哈佛商学院教授了36年的投资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期待的事情，不出所料，他上任之后就表示将启动3项改革：增加新的教授、加强与其他院校的学术交流和招募顶尖的学生。
毫无疑问，再出色的哈佛商学院式的商业模式，也不能脱离上述基础性的工作。“商业世界的全球化正在加速进行，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学生能适应这个新的环境。”Jay Light说。
历史篇
逝水流年：历史上的MBA
1881年，当被西方管理学界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的弗雷德里克·泰勒第一次拿出秒表，对一个名叫施米特的工人进行操作细节分解实验时，美国第一所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立了。1900年，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第一次开设了管理学研究生课程，采取“3+2”的模式，先在达特茅斯大学学3年，接着在塔克商学院学2年，内容为工商管理教育，被视为MBA的雏形。
■哈佛，MBA的鼻祖
最终扮演MBA大势所成者的是哈佛大学。1908年，哈佛商学院创立，设立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并正式命名为MBA，招生标准之一是学生必须具备学士学位。这样，哈佛商学院不仅有别于先期设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的管理学院，而且自一开始就比这些学院更胜一筹。而该校于1921年开创的案例教学法一度影响了全球。
1916年，美国有影响的管理学院联合组成了美国商学院联合会，其宗旨在于促进美国企业管理教育的发展，为工商界和社会培养实用的人才，从此，MBA教育蓬勃发展。当时的美国，几乎每个万人以上的城市都建立了大小不等的管理院校，到1929年总数达到了1850所。这些学校以讲授科学管理理论为主要内容，基本上适应了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的现实需要。
“二战”之后，美国国力倍增，经济面临从军事型向民用型转轨，各大公司为了向外扩张，急需一批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原本门可罗雀的管理院校才再次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一时间供不应求，各大商贾纷至沓来，慷慨解囊支持学校发展管理学教育。
然而，在管理学教育的发展史上，MBA也并非一路凯歌。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衰退，美国至少有一半管理学院关闭，仅存的约有1/3的院校注册学生不足100人，最少的甚至只有3人，报纸上频频出现“MBA”无需申请的招聘广告，耶鲁大学近30％的MBA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加州大学的MBA则有15％离校后无人问津。
不过随着经济的复苏，跨国公司的全球化速度加快，MBA的需求又开始成倍增长。目前，哈佛商学院每年招生人数保持在800人左右，现在，北美有近1300所商学院提供MBA的课程，每年毕业生超过10万人。
■美国模式不断创新
早期的美国MBA教育以“哈佛模式”为代表，侧重于实际经验的传授，即“案例教学法”，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为代表的“芝加哥模式”认为MBA不是职业培训，而应该侧重于学术和理论基础的传授。两种模式长期探讨的结果是互相渗透和补充。
20世纪60年代，经典的两年制美国MBA模式在国内外逐渐被确立。第一年上核心课程，第二年则通过选修课提供更专业化的训练。目前，大多数商学院都采用案例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并且辅以角色扮演、管理游戏和模拟等方法。
最初，大多数学生都是取得第一个学位后立即进校。现在这一点正在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商学院坚持在取得MBA之前要具备一定工作经验。不但如此，很多商学院还邀请企业界的名流或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公司主管来校讲课及参与教材的编辑，以提高MBA教育的实用性和运用技巧，从而真正地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随着国际经济的一体化，跨国经营公司变得越来越普遍，而这增加了对具有国际眼光和经验的MBA学生的大幅需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美国MBA教育又迅速开始将“国际化思想”贯穿于教学内容中，如美利坚大学就以“全球视野”为教学的第一重点。
除了专业及管理知识教学，美国MBA还特别注重灌输MBA精神。所谓MBA精神，主要指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崇尚冒险和创业，鼓励对事业的追求，强调勤奋工作以创造富有生活，强调个人能力、毅力、智慧和决心，注重理性分析，讲求实际和办事效率。简言之，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和工作态度。
■欧亚MBA迎头追赶
MBA在欧洲的发展最初受到政府规定的阻碍。在许多欧洲国家，政府不允许社会集资的大学创办“职业化”商务课程。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一批企业家开始建立私立商学院，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欧洲MBA教育。位于法国枫丹白露的INSEAD商学院就是在1958年成立的。瑞士的IMEDE商学院（即现在的IMD）几年后也在瑞士洛桑成立。
从一开始，欧洲式的MBA便与美国不同，只有一个学年，候选人的年龄必须是将近30岁或者30岁出头，这样可以把更多过去的管理经验引入教室。同时，欧洲的商学院特别关注国际化的全面管理教育，设计的课程既整合实用的技能，又强调全球文化和商业知识的学习。
由于英国政府有意建立“商业教学与研究的卓越中心”，促成了伦敦商学院和曼彻斯特商学院在1964年的成立。这两所商学院都采取美国的两年全日制教学模式。
然而，欧洲的商学院对美国在MBA教育领域的统治地位只产生了很小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更多的欧洲人选择在美国而不是欧洲学习MBA。到1979年，美国一度拥有500个MBA课程，而欧洲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欧洲的商学院仍然寥寥无几，大量的欧洲人涌向北美学习他们的MBA课程。
这一局面很快被打破，伦敦商学院创始人查尔斯·汉迪撰写了一份关于MBA商业教育状况的报告，这份报告给当时的英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思想上的冲击。不久之后，英国开始改变策略，允许英国任何一家大学开办自己的MBA课程。
这一举措，使得英国不再只有两家独立商学院——伦敦商学院和曼彻斯特商学院。上个世纪80年代初，法国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放开大学开办MBA课程的限制。最为保守的德国商业教育于上个世纪末全面放开，1998年，德国也允许大学开办MBA课程了。
由于设置晚于美国和欧洲，亚洲很多商学院的MBA项目仍处于奋力追赶欧美先进水平的阶段。1966年，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一个MBA课程，这被认为是亚洲第一个MBA课程。由于其特殊的经济地位，香港的MBA项目无论是学生来源、教授力量还是课程设置，都直奔 “国际化”的主题。
与中国香港一样，新加坡特殊的经济地位也同样使得其MBA项目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国际化”的烙印。更为特别的是，几年前，欧洲工商学院与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先后在新加坡开设了其亚洲校区，最近的一个在新加坡开设MBA课程的是印度的SP贾殷管理中心。（文莉莎）
现状篇
MBA进行时……
每年，数以万计的MBA毕业生离开北美、欧洲、亚洲的商学院，奔赴他们的岗位。他们所实践的“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论，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内一直在企业内不停地运转。
不过，随着内外情况的变化，公司总是处于新的挑战当中。这些方法论能否适应新的需求？它们是不是一定要保持不变？如何改变才能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摆在面前。
追本溯源，MBA毕业生所在的商学院，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变革？这些变革，能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北美商学院:
老牌MBA如何维新
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奠定了美国在MBA教育上的统治地位，在《金融时报》近年的MBA排行榜上，美国的商学院一直占据了百强中的多数席位，而紧邻美国的加拿大，其商学院也表现不俗。
北美的MBA课程设置一直是被视为MBA课程的范本，一般而言，全日制的MBA要经过两年的学习，第一年主要学习核心课程，第二年则是专业选修课程。与后来在欧洲的商学院被热捧的1年制学习相比，2年制的学习对学生而言，能够获得更为全面系统的学习，以及更多与同学、教授、校友、外界的沟通交流机会，特别是对国际学生而言，2年制能够让他们更多地体会当地的文化与多元背景的学习环境，使其在日后的工作中积累更多的跨文化的经验。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加拿大的毅伟商学院，就已经将它的MBA课程调整为1年制。
而对于学生入学的“门槛”，北美的商学院也有自己的一套体系。GMAT考试就是进入商学院的“门槛”。除设立这道门槛以外，北美的商学院大多要求申请者有不低于两年的工作经验。但这两个标准常常成为人们诟病北美商学院的焦点所在。
原因在于，这两个标准并没有很好地限制申请者的实践经验，仅凭GMAT的分数与两年工作经验，很难判断出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旦进入课堂，其潜在的经验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从而可能会对其个人甚至团队的学习效果造成影响。
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的呼声也一直不断。北美的商学院很早就意识到，接受国际学生申请对于商学院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但现实是，北美的商学院普遍在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的问题上反应较慢，即便是表现最为“激进”的MBA项目，也只不过有约30%的国际学生。
有评论认为，北美的商学院若不加快增加国际学生比例的步伐，将对其培养学生良好的国际视角，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考和解决问题起到阻碍作用。
在教授的选择上，北美MBA既要求学术水平，也强调在管理上的实践经验。比如在哈佛商学院，就有不少有经营企业经验的前“董事长”或者前“CEO”担纲讲授课程。
与企业保持密切的沟通也是北美的商学院率先开展的。学生和教授有机会为企业做咨询工作，而很多企业也乐于向商学院提供案例，以寻找解决问题的良方。
对于北美的商学院而言，“维新”正在悄然展开，但如何保持住昔日的“最佳实践”的宝座，北美的商学院所面临的挑战颇为巨大。
欧洲商学院：
古老文化之下的创新
虽然欧洲的商学院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由于政策层面的放开，商学院数量迅速增加。据2006年的统计数字，在欧洲，MBA课程数量超过650个，仅在德国，MBA课程就达到150个以上。
尽管有美国的商学院这些强劲的竞争对手，但欧洲的商学院仍然奋起直追，并很快在申请者心目中确立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的商学院，较早地完成了其国际化的目标。在美国的商学院里，国际学生占有30%的比例，已经是一个较为超前的数字，而在很多欧洲的商学院，国际学生的比例不仅超过了一半，甚至有的甚至达到了80%以上，伦敦商学院就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教授的队伍也相当多元化。数据显示，欧洲的商学院，多元文化背景的教授比例也达到一半以上，像伦敦商学院，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70%。
学院内部的全球化并非全部，学生还有机会到海外进行交流学习，转换学习环境，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全球化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