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及其非对称性研究
毕业论文库：论文题目 时间：2017-01-24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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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模式对国际社会、尤其是对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从而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在2008-2009年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三个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和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守成大国),几乎都处于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由此决定了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基于“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即经济联动模式与权力结构分配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一认识,本文第2章首先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国的联动模型。在DSGE的模型框架下,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主要体现在:由于贸易与金融联动增加,对方国家经济结构或经济政策的变化将在一般意义上弱化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对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对本国经济造成冲击,从而使一国的政策行为在另一国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扰动项。由于中国的“外国收入对净出口的边际影响”较大,从而导致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由于“利率水平对外国债券持有量的边际影响”较小,从而导致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都将显著受到对方国家货币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处在以宏观经济结构为主要特性的相互依赖背景之下,两国之间的贸易与资本循环模式决定了中国在这一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都显著高于美国,而这也正是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非对称性的突出表现。中美关系是已经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与“系统内提升”中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两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是构成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的主要原因。论文第3章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在贸易领域,这种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主要表现为中美两国都互为对方重要的出口目标地和进口来源地。在以全球价值链为核心的贸易形态下,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的位置,以及中国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加工贸易产业链的终端。由于中美贸易的相互依赖关系依托于全球价值链而形成,因此,中国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同角色和地位,构成了驱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和演变的关键因素:美国对中国中间品市场的贸易依赖受到中国加工贸易模式的影响;而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市场的依赖受到美国进口消费能力的影响。在金融领域,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主要围绕着人民币对美元的货币依赖而展开。这种相互依赖的具体形式,存在于两国的双边资本循环之中。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官方外汇储备,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主要来自其跨国公司。这一投资结构上的差异,与两国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市场运行规则密切相关。至于中美两国在证券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远远高于在直接投资领域的资本依存度,其背后的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第一,中国将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债券市场构成了中国吸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重要前提;第二,这种双边资本循环的特征来源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巨大差异,即中国欠发达的金融体系难以促进国内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而只能通过美国金融市场发达的国际金融中介功能完成本国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密切程度,决定了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通过接触性传染,即明确的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进行传播的。在贸易领域,从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的个人收入水平与个人消费水平对于中美进出口贸易存在显著影响,说明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集中在收入效应上,美国宏观经济条件的恶化对于中国出口市场而言,是最为重大的威胁。从间接渠道的视角来看,美国对华外部冲击的溢出效应来源于它对亚洲生产网络的影响。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在美国宏观经济下行时反应迅速,几乎所有类型的贸易商品都受到了冲击;但是从贸易恢复的角度来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恢复能力非常强劲,甚至高于美国国内宏观经济的复苏水平。在金融领域,美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第二,美国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对海外资金的重新分配。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与中美金融相互依赖关系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中国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对净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过度依靠,使中国陷入了一种对外部冲击反应过度敏感的对外开放模式之中。论文第4章运用经济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及其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同时引入经济“暗物质”假说,即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存量调整方式,进一步证明美元过度特权的存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是分析中国经济脆弱性必不可少的概念基础。其中,“金融恐怖平衡”揭示了中国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确保本国美元资产与出口战略的无奈之举,由此也引发了中国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面临的两难困境。中国与美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着两国在经济分工格局中的位置,从而也进一步影响着两国在“金融恐怖平衡”背景下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演进趋势,即中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外围国家”或“贸易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资本循环很难绕过“美元陷阱”和“斯蒂格利茨怪圈”。至于主导现行国际金融规则的“债务人逻辑”,则揭示了中国在美元本位制下,陷入美元体系越深,就越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对中国而言,美元体系作为制度层面上可替代性极低的“国际商品”,在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中是至关重要的“投入要素”;这一“关键要素”的缺失将使整个经济遭受巨大的损失。中国不具备获得替代选择的能力,是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脆弱性的最本质体现。这种脆弱性的形成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背后的“金融恐怖平衡”与“债务人逻辑”等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对美元本位制的过度依赖是引发这种脆弱性加剧的根本原因。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进一步陷入“美元陷阱”。2008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的海外最大持有者,而美国政府则利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特殊地位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经济―暗物质‖假说的提出将美国的过度特权进一步量化,即美国对外负债的存量调整模式使其能够廉价使用国外的资本。换言之,“暗物质”是弥补美国贸易赤字的重要力量。存量调整的实现主要依靠资产价格和美元汇率的变动,最终使美国获得对外资产-负债的利差。更为重要的是,存量调整的方向往往真正决定了对外负债规模的变动方向,这一调整方式已经成为分析和判断美国对外负债变动趋势的重要手段。论文第5章揭示了中美之间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从总体上看,中国对美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商品依赖和金融依赖。货币金融霸权(即由美元本位制所支撑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结构中的核心。在美元本位制的框架下,中国的崛起与其他新兴大国一样,在本质上都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为此,承认并支撑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中国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必然选择。美国所建立的美元体系使其部分地与外围国家分享了经济增长、尤其是贸易发展方面的权力,即所谓的“权力扩散”。中美两国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影响着美国对中国权力扩散的模式,从而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权力划分的现状。中国在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之时,凭借本国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占据了全球生产网络的一端,从而在参与亚太地区事务时也逐渐获取了更多的影响力;而美国在允许一部分权力向中国扩散的同时,也在特定领域里遏制了中国对其他合理权力的争取。如果说“权力”是对事件的过程和结果的控制,那么美国只允许别国参与到国际事务的过程之中,而自己则始终保持对各类事务的执行结果的高度控制。就共同利益而言,中美两国在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使两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集:中美两国的宏观经济气候依然以正向相关为主;但是在利益交集的基础上,美国则凭借美元霸权和由此形成的非对称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占有了更大的利益份额。在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格局下,美国将有能力继续谋取不对等的利益划分。也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不对等的利益,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试图尽可能地维持这种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然而,相比于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美国更多地是从影响力的角度维持这种非对称性。在两国竞争和角力的新焦点中,网络安全问题和亚太地区再平衡问题日趋突出。当然,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汇率政治形成的制约,充分证明了美国作为非对称依赖较小的一方,也不能完全通过使用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即中国)形成权力。论文第6章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其中,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对于确保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正确定位。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利益既存在冲突性,又存在明显的互补性与共生性。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围绕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建设上的博弈,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密切相关。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存在一定的战略竞争,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较为稳定的合作。在这个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实质性进展,都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中美两国在制度与政策协调的过程中做出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从表现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文献成果,本文突出了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阐述,并进一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分析中指出非对称性的来源和基础,进而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文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拓展,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涵义进行了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