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国家观的起点
马克思的哲学观。马克思的国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的国家观就必然要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极具批判精神的哲学观，这集中体现在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在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马克思分析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阐述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认识论的不同，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批判了各种对伊壁鸠鲁的曲解和攻击。虽然在论文中也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批判了部分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正确态度，但是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批判性的哲学思维贯穿着整个博士论文，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核心之一的国家观也是在批判中诞生的。西方的国家思想自古希腊以来便是多种多样，在经历中世纪短暂的衰落后，逐渐磨合形成了两种国家思想。其中一种思想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布丹、黑格尔等主张的国家神圣化；另外一种思想是起始自伊壁鸠鲁，后来被很多学者所推崇，那就是将国家看做必要的恶。马克思的国家观便是在对这两种传统的国家思维的批判与研究中诞生的。
起始于批判的国家观。马克思初入社会之时，其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所以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鲁士国家和法律制度，马克思的国家观也是在这种批判中起始的。在1842年，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两篇文章，抨击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对新闻自由的干涉。马克思站在人的自由的实现的角度批判了普鲁士国家和法律制度，他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律的理性的实现” [1]（P. 118），然而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却不可能实现。马克思认为国家应该是自主的，是独立于任何利益的，而在普鲁士人们却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国家思想汲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共同体的“至善”，西塞罗的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以及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的实现等理论。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早期国家观等同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看法是不准确的，马克思早期的国家观是集多种思想于一体的，他认为国家是至善的，是独立于各种利益的自主的，是人民的事务，这种国家观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却蕴含着很多矛盾，随着马克思不断的实践研究，这些矛盾会逐渐显现。
二、马克思国家观的转折
《莱茵报》时期转折的萌芽。《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国家观总体上还是受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影响，然而随着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对这种国家观的质疑逐渐加深，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现实关系和阶级利益等方面来思考国家问题。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遭遇了涉及现实利益的问题，他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中他对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普鲁士的林木所有者掌控了国家，国家成为了他们的奴仆“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1]（P. 267）这场辩论使得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而反映在国家思想上，马克思认识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碰撞，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决定了国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然而因为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国家观的束缚，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是国家思想的暂时异化和背离，这种矛盾促使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的研究退回理论研究，对国家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更预示着马克思为了解决这种矛盾要进行一项工作，即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克罗伊茨纳赫时期的转折。1843年初，《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随即退回书房，来到了小镇克罗伊茨纳赫，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两部著作，并且真正实现了国家观的转折。特别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无情的揭露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中唯心主义的主客颠倒的逻辑错误，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2]（P. 10）马克思还详细地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了区分，更对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进行了抨击，明确的指出了国家理论中的人民主权原则。马克思说：“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 [2]（P. 37）可以说克罗伊茨纳赫时期的马克思的国家观有了一个彻底的转折，在哲学世界观观上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牢笼，转向了唯物主义，在国家观上，马克思也从深受黑格尔影响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向对现实国家观研究的转变。
三、马克思国家观的创新
巴黎时期的走向阶级分析。马克思在1843年底来到了巴黎，在巴黎时期的马克思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本质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重新总结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的思想理论，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才是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并且为自己思想理论研究提出了方向，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理论武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阶级”为马克思国家观重新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另一部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就是财产私有制，而要想解决这种根本矛盾那就只有消灭私有财产，由此，马克思走向了共产主义道路。巴黎时期是马克思国家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的国家观转向了阶级分析，确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并且迈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的哲学观。马克思的国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马克思的国家观就必然要研究马克思的哲学观，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极具批判精神的哲学观，这集中体现在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在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马克思分析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阐述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认识论的不同，高度赞扬了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批判了各种对伊壁鸠鲁的曲解和攻击。虽然在论文中也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错误，批判了部分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不正确态度，但是其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还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批判性的哲学思维贯穿着整个博士论文，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核心之一的国家观也是在批判中诞生的。西方的国家思想自古希腊以来便是多种多样，在经历中世纪短暂的衰落后，逐渐磨合形成了两种国家思想。其中一种思想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布丹、黑格尔等主张的国家神圣化；另外一种思想是起始自伊壁鸠鲁，后来被很多学者所推崇，那就是将国家看做必要的恶。马克思的国家观便是在对这两种传统的国家思维的批判与研究中诞生的。
起始于批判的国家观。马克思初入社会之时，其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所以他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普鲁士国家和法律制度，马克思的国家观也是在这种批判中起始的。在1842年，马克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两篇文章，抨击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和对新闻自由的干涉。马克思站在人的自由的实现的角度批判了普鲁士国家和法律制度，他认为“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律的理性的实现” [1]（P. 118），然而普鲁士的国家和法律却不可能实现。马克思认为国家应该是自主的，是独立于任何利益的，而在普鲁士人们却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国家思想汲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共同体的“至善”，西塞罗的国家是人民的事务，以及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的实现等理论。所以，那种认为马克思早期国家观等同于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看法是不准确的，马克思早期的国家观是集多种思想于一体的，他认为国家是至善的，是独立于各种利益的自主的，是人民的事务，这种国家观是十分美好的，但是却蕴含着很多矛盾，随着马克思不断的实践研究，这些矛盾会逐渐显现。
二、马克思国家观的转折
《莱茵报》时期转折的萌芽。《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国家观总体上还是受到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影响，然而随着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对这种国家观的质疑逐渐加深，马克思已经开始从现实关系和阶级利益等方面来思考国家问题。1842年，马克思第一次遭遇了涉及现实利益的问题，他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中他对普鲁士国家及其法律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普鲁士的林木所有者掌控了国家，国家成为了他们的奴仆“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 [1]（P. 267）这场辩论使得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更深刻了，而反映在国家思想上，马克思认识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国家并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碰撞，马克思已经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决定了国家，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然而因为还没有摆脱黑格尔国家观的束缚，马克思还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只是国家思想的暂时异化和背离，这种矛盾促使马克思从社会现实的研究退回理论研究，对国家理论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更预示着马克思为了解决这种矛盾要进行一项工作，即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
克罗伊茨纳赫时期的转折。1843年初，《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随即退回书房，来到了小镇克罗伊茨纳赫，在这一时期马克思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完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两部著作，并且真正实现了国家观的转折。特别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无情的揭露了黑格尔理性国家观中唯心主义的主客颠倒的逻辑错误，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 [2]（P. 10）马克思还详细地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进行了区分，更对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进行了抨击，明确的指出了国家理论中的人民主权原则。马克思说：“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 [2]（P. 37）可以说克罗伊茨纳赫时期的马克思的国家观有了一个彻底的转折，在哲学世界观观上马克思走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牢笼，转向了唯物主义，在国家观上，马克思也从深受黑格尔影响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向对现实国家观研究的转变。
三、马克思国家观的创新
巴黎时期的走向阶级分析。马克思在1843年底来到了巴黎，在巴黎时期的马克思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且开始重新思考国家的本质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重新总结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中的思想理论，从而提出了无产阶级才是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并且为自己思想理论研究提出了方向，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理论武器，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阶级”为马克思国家观重新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的另一部著作《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揭示了阶级对立的根本原因就是财产私有制，而要想解决这种根本矛盾那就只有消灭私有财产，由此，马克思走向了共产主义道路。巴黎时期是马克思国家观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马克思的国家观转向了阶级分析，确立了社会主义世界观，并且迈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