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和平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文献增长迅速，但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对冲突如何解决，和平如何概念化，以及和平如何达成等问题并不太关注。本文回顾了和平心理学的悠久历史及其宽广的研究范围，并介绍了一个能够用于组织这些研究文献的理论模型。
此模型建议，可以在四个不同的干预切入点上促进和平。作者讨论了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之间的关系，结构暴力与直接暴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维持和平、制造和平与重建和平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四位作者还对和平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些挑战性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在未来的十几年间， 对于处理人类最急迫的问题而言， 和平心理学是一个关键性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和平心理学；积极和平；消极和平；冲突；暴力尽管人类设法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他们的冲突，而不再经常诉诸于暴力，但很多美国心理学家对和平如何达成之事却并不太关注。比较心理学家Franz deWaal (1989)曾对以下之事感到悲叹，他“曾向一位世界知名的研究人类攻击行为的美国心理学家询问其对调停和解之事知之多少。这位心理学家不仅对此方面的问题一无所知，而且他还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尽管他对我谈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但很明显，在他的思想之中始终没有把相关概念置于中心地位”。
实际上，虽然关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已有十几年之久，但对于心理学共同体来讲，这个领域还只是一个正在显现的探索性领域。很明显的一点是，在几个数据库中，关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文献增长显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心理学的文献引用不仅在绝对值上有所增加，而且在PsycINFO数据库中的查询记录也有相应的增加。在最近出版的《和平心理学：综合介绍》（Blumberg,Hare, & Costin, 2007）一书中，作者回顾并总结了自冷战以来的关于和平心理学的数千个研究。而且，尽管积极心理学的最近的研究趋向与和平心理学对创建积极社会条件的强调相一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当前还没有任何一本入门级的心理学书籍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介绍和平心理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和平研究领域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书籍的主要作者却是一位心理学家，而且此书也包含了相当多的心理学内容。
和平心理学分会（48分会）成立于1991年，一起实现美国心理学会（APA）的一个承诺，即促进人类幸福。和平心理学的目标是，“在追求和平的过程中，增加和应用心理学知识……[包括]消除破坏性冲突，创建具有最小破坏性的积极社会条件，促进人类幸福”。
和平心理学知识的缺乏增强了以下错误假设：和平是不稳定的、少见的、短暂的，或脆弱的，以及人间世事的真实状态起源于人类的深层次的攻击冲动，这种冲动迟早会导致暴力和战争。但这种假设与经验证据是相矛盾的，而且，持有这种假设也提高了暴力发生的可能性，因为，面对攻击侵犯所采取的防卫做法通常被对手解释为攻击性行为。
很清楚，人类有能力制造和平，也有能力制造暴力。正如Deutsch所说：“人类具有广泛的思维、感受和行为的潜能：既具有爱的潜能，也具有恨的潜能；既具有做出建设性行为的潜能，也具有做出破坏性行为的潜能；既具有把人们区分为‘我们（we）’与他们的潜能，也具有把人们区分为‘我们（us）’与他们的潜能。我们没有理由不考虑特定的人际和社会环境以及生活历史，就假定任何一种潜能所具有的内在重要性或优先性。”
最后，对和平心理学丰富的研究领域的忽视，导致实践者们在家庭、工作场所、社区之中，以及在国家间关系的处理中无法应用这些有价值的洞见来提升和平。这种忽视也否认了国民和政策制定者关于某些关键性问题的洞察力，例如：阻止恐怖主义的最佳方法、虐待拷打行为的成本和影响，以及改善久拖不决的冲突的可能措施等。缺乏对和平心理学的关注，或对和平心理学的误解也会妨碍这个研究领域对学生和学者们的吸引力。
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呈现了关于和平心理学的一个研究概要，描述了和平心理学的历史、范围和前景。通过回顾这个领域的研究历史，以及呈现一个代表本领域研究现状的新模型，来阐述这些问题。我们希望和平心理学能够被广大的心理学研究者们接受和了解，从而促进学术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升，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
一、和平心理学的历史根源
很早以前就存在和平心理学这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的心理学家们关注的是战争以及如何阻止战争等问题。第一位和平心理学家可能是威廉·詹姆斯，他于190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战争的平等道德地位”这个命题。詹姆斯认为，战争给人类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表达他们关于自我牺牲和个人荣誉的精神意向的机会；因此，为了不再让战争发生，人类社会必须为表达这些重要的价值观寻找可以替换的“道德等价物”。他所提议的为建设社区而组建青年公民服务队（而不是伤害他们）的想法虽然并没有获得人们的较多关注，但作为对战争背后的深层次根源性动机的洞察，詹姆斯关于“道德等价物”的表述已经属于现代话语体系，并且也为如何避免军队冲突提供了线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13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包括：Gordon Allport, Edna Heidbreder,Ernest Hilgard, Otto Klineberg, Rensis Likert, and Edward Tolman） 发表了一份声明：“心理学家的声明：人类的本质与和平：心理学家们的陈述”，大约有4000名心理学家在该声明上签了字。该声明认为，“战争可以避免：战争是人们建构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并呼吁法律制定者在追寻和平的过程中要关注“所有国家的普罗大众的根本渴望”。
几十年来，社会心理学家关于冲突产生的情境机制积累了很多洞见，并思考如何改变情境以创造和平。例如，Allport认为，冲突的逐步增强出于对手的无知；冲突双方的接触和联系对于减少敌意和偏见至关重要。就在同一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支持废除学校种族歧视，以便减少种族主义。虽然，废除种族隔离所产生的后果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从此，社会心理学家开始着手澄清，在何种条件之下接触联系可能会产生效果（例如：合作性共存、平等地位、来自权威的支持）。这些条件与接触假设的各种公式的紧密结合是高级目标的巨大效应，也就是说，通过冲突双方的共同努力能够获得共同目标。这种积极的相互依存能够把群体冲突转换成为群体合作，获得共同目标。
二、冷战时期的和平心理学
冷战制造了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核武器的恐惧，同时也促进了和平心理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社会问题杂志》于1961年出版了关于“核时代的心理学与政策”的论文集（Russell, 1961）。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令人尊敬的心理学家，这些讨论也推进了人们对和平心理学领域最常用概念的认识。例如，Urie Brofenbrenner认为，美国与苏联都相互拥有另一方的镜像；Charles Osgood提出，作为消解双方所具有的对对方的不良用心、欺诈意图的敌对性知觉的一种措施，在缓和紧张状态的过程中，双方可以主动地、逐渐地给予对方互惠性回报，或采取逐步回报策略（GRIT）。Morton Deutsch注意到了，信任与不信任的交互作用，以及双方对优势和弱势的知觉如何导致了相互威慑政策的产生问题，这一点曾对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很多外交政策起着指导性作用。在越南战争期间出版的很多书籍对类似的许多概念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例如：《错误认知与越南战争》（White, 1966），《国际行为：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分析》（Kelman, 1965），《外交政策的心理维度》（de Rivera, 1968）。冷战时期出版的这些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书籍与早期的出版物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第一，分析水平从仅仅关注个体行为转移到更加关注国家行为。第二，心理学家开始强调阻止战争，而不是为战争做准备。第三，以前的研究试图为公众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共识提供证明，或如何产生公众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共识，而新的研究则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持有批评态度。
和平领域的第二次研究兴趣的变化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时期，超级大国的领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言论不断增多，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核战争的威胁来自于人类自己的行为，这都意味着心理学可以在减少威胁的过程中起到中心作用。因此，以政治心理学为标题的一套论文集就很快出版发行了。White所编辑的《心理学与阻止核战争》（1986）就是其中一卷，该卷论文集对于形成早期和平心理学的基本维度起了特别重要作用。该卷论文集中的文章采用心理－政治术语对核战争威胁问题进行了理论化阐述，并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心理学分析给予了某些学术性关注。White对核军备竞赛的心理维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并特别强调了相互的歪曲知觉和破坏性沟通模式等维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同盟的竞争背景下这两种现象都会出现。《社会问题杂志》很快发表了与和平和美苏关系等主题相关的文章。其中标题为“超越威慑”的一期杂志对改善超级大国关系提供了一些概念性支架。在该期杂志中，政治学家Lebow和Stein撰写了本期的中心文章，二位学者的研究属于历史案例研究，在这些案例中，威慑政策最终失败，并没有达到维持和平状态的目的；其他各位作者对这篇中心文章进行了回应。Lebow和Stein提出了“安心”
政策，以便保证和平状态，以及提升美苏关系。
后来，《社会问题杂志》的另外一期关注的主题是“心理学与巩固和平”（Wagner, de Rivera, &Watkins, 1988）。在这期杂志的文章中，不再把和平仅仅看作没有战争，而是从积极角度来定义和平，即人民、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建构，长久的和平过程依赖于人类需求的满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者们又重新审视了敌人镜像这个问题，这次的讨论学者们更加强调知觉和认知偏差。
20世纪80年代的核威胁使一些心理学家们产生了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最终走到了一起，他们开始把自己看作为和平心理学家，并于1991年组建了美国心理学会（APA）的第48分会。然而，到了二十世纪末，美国对核战争可能发生的担心开始消失，因此，和平心理学家们开始关心新的威胁和平与人类安全的问题，包括：国际武装叛乱、环境恶化、流离失所者、儿童士兵等问题。当前，以下几个研究主题开始出现在后冷战时代的和平心理学的视野之中：（a） 对历史地理背景因素更加敏感；（b）对暴力与和平的含义和类型的认识更加细化；（c）对暴力与和平的认识采用了系统化或多层次的认识框架。
三、后冷战时期的和平心理学
后冷战时期的和平心理学的关注焦点更加多样化、全球化，更加受具体的历史地理背景因素的影响，这种转变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安全问题的关心不再仅仅围绕着美苏关系展开。例如，南半球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倾向于把建构和平与社会公正联系起来，因为政治压迫和稀缺资源分配的不公正减少了人类幸福，并威胁着人类生存。在这个时期，历史地理背景因素的显著标志是难以处理的分裂冲突，以及反抗性社会认同，例如：北爱尔兰所发生的冲突，中东地区所发生的冲突，以及部分非洲国家所发生的冲突。在这种历史地理背景之下，相关的研究与实践活动通常关注的是，通过增加团体间的积极关系来阻止暴力冲突的发生。在西方国家之中，相关研究则努力地深入认识恐怖主义，以及阻止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
后冷战时期的和平心理学深受著名的和平研究专家Johan Galtung的理论框架的影响，JohanGaltung对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进行了区分。直接暴力是短暂的，是对人的急性凌辱，通常采用快速的、激烈的方式伤害或杀死人们。相反，结构暴力是对人的幸福的慢性侵犯，通过相对持久的社会安排，慢慢地伤害或杀害人们。这种相对长久的社会安排是常态化的，用于剥夺一些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两种暴力的其它区别在于，公开暴力事件通常是故意的、针对个人的、工具化的，有时还具有政治性动机；结构暴力是制度安排的结果，赋予一些人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同时剥夺了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基本权利。与暴力的直接形式不同，这些结构是社会安排的结果，并难以改变；而且，它们通常并不受动机或意图的影响。暴力的这种区分在和平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而且，许多学者也把这种区分应用于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例如，非洲、亚洲、欧洲、美国。
文化暴力与结构暴力密切相关，它是指对暴力事件或暴力结构起增强作用的符号体系。例如，“正义战争理论（doctrine of just war）”就是一种支持暴力事件的文化表述，这种文化表述通过具体指出在何种条件之下直接暴力具有正当性，从而对暴力事件提供支持作用。与此类似，通过强调个人主义、努力工作和延迟满足等价值观，西方精英们所宣传的“新教伦理”就是对结构暴力起支持作用的一种文化表述。在新教伦理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鼓励遵从这种伦理的人，而忽视那些不能够尊从这种伦理的人。从而，通过“责备受害者”，这种制度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因于那些基本需求未能获得满足的人们的所谓的失败，而不是政治和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公平世界思维（just world thinking）”这个保护伞之下聚集着很多类似的信念，这些信念通过假定世界是公平的，从而对权力上的差异这一现实进行合理化。因此，根据这种信念，人们是自食其果，因而也证明了结构暴力的正当性。
Galtung也认为，将和平活动细化为既相互区别又具有互补性的三种类型，即维持和平（peacekeeping）、制造和平（peacemaking）与重建和平（peacebuilding），是非常有益的一种做法。维持和平是对紧急情况的一种反应，通常的做法是牵制或逐步降低暴力活动，以及强制性地把作战双方进行分离。相反，制造和平关注的是在冲突情境下，解决方案或一致性意见的达成。重建和平是更加积极主动性的做法，其目的在于冲突后社会的调整与重建，以及努力减少结构暴力，从而阻止未来冲突和暴力的爆发。维持和平、制造和平与重建和平依次用来驱使暴力状态转向非暴力状态（维持和平）、转向冲突解决（制造和平），或者转向社会平等或社会变革（重建和平）。当然，和平干预的这三个维度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和平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越来越细化、越来越考虑历史地理背景因素。暴力事件被看作是根植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之中的许多破坏性变量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也就不奇怪，和平心理学家往往积极地参与多种层次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活动，以便处理心理学水平分析与宏观水平分析，尤其是政治和文化水平分析之间的彼此联结。下面，我们通过呈现当代和平心理学的一个理论框架，举例说明多水平分析的运行机制。
四、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框架
在下面的模型中，我们不仅关注了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即努力减少暴力事件，也关注了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即通过消除作为和平障碍的社会、种族、性别、经济和生态上的不公正，从而使社会安排臻于至善。因此，综合性和平不仅要消除公然的暴力事件（消极和平），而且也要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以便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求和权利（积极和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和平的定义就体现了对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的追求：
当基本人权受到侵犯，不公正继续存在时，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如果人权不能生根发芽，那么潜在的或公开的冲突就会普遍存在……和平与营养不良、极端贫困，以及对人们自主权利的拒绝不会相容。如果忽视个体和公众的权利，那么，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结构、对它国内部事物的干预、外国军事占领，以及种族隔离制度就会最终成为军事冲突和国际危机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根源。持续的和平只能是一种以对人权的尊重为基础的和平。
五、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多层次分析
1. 消极和平
图1是我们关于消极和平的模型。图1中的椭圆代表三种不同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又存在着潜在的重叠交叉。从左到右，第一个椭圆描述的是冲突关系，在冲突关系中，对冲突目标的知觉控制着这种关系。“冲突”椭圆与“暴力”椭圆的重叠表示，冲突关系可能变得具有破坏性，其中以间或发生的暴力事件为标志。“暴力”椭圆描述了一种由暴力行为事件占首要地位的关系；这种关系有远离暴力的潜在可能性，或者对这种关系的冲突特征进行检查（例如：暴力与冲突的重叠），或者超越暴力，走向后暴力的安排。“后暴力”椭圆表示以非暴力为主要特征的关系，但其也有可能退回到冲突知觉状态或暴力行动状态。双方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冲突到暴力，再到后暴力，即在三个椭圆之间进行循环。
椭圆下方的箭头代表促进消极和平的切入点：非暴力冲突管理、暴力逐步降低，以及后暴力的重建和平。对于每种关系的当前状态而言，切入点具有偶然性。
图1：消极和平模型
2. 冲突关系与非暴力冲突管理
当一种关系的主导状态是冲突状态时，暴力事件的潜在可能性就会存在。和平心理学家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其起源于个体或群体之间在目标上所知觉到的或真实存在的不相容性；当然，冲突并不必然导致暴力行动，甚至也可能会成为建立建设性关系的机遇。按照惯例，心理学家把知觉从行动中分离出来，这样就能够使冲突者们探讨冲突的基础。把知觉到的冲突从暴力行为（行动）剥离出来，就可以在暴力爆发之前，对冲突知觉进行管理。社会心理学家提出了很多理论用于解释说明在何种条件之下冲突可能会发生。下面，我们简要介绍其中三个理论，即现实群体冲突理论（realisticgroup conflict theory）、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与绝对剥夺理论（absolute deprivationtheory）。
关于冲突的社会心理学解释的最早的理论之一是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当群体之间为稀缺资源进行竞争时，就可能会产生敌意。随着资源越来越稀少，以及环境问题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实的群体冲突可能就会增多。在未来的十几年中，诸如净水、耕地和珍贵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损耗会急剧增加，同时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人口迁移也会大大增加。群体间争夺资源的竞争，通常充满着知觉歪曲，即努力获取资源的群体被另外一个群体知觉为具有攻击性。在这种冲突之中，归因偏差会与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敌对的意识形态和谴责发生联动效应当然，即使不存在资源上的限制，冲突也能够通过知觉到的相对剥夺而产生。关于相对剥夺理论的研究已经表明，一个群体对自己当前的生活标准与另外一个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的知觉就可以导致冲突，以及群体间的敌意。例如，在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在东德的年轻人中间就产生了排外情绪，因为他们感觉到在学校教材上的相对剥夺。与此类似，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种族主义倾向反而增加，在那些在种族隔离时期获得优越权的群体中更是如此。白色人种的年轻人对黑人尤其持有强烈的负性态度，种族主义的隐约形式和公然形式都展示出来了。因此，在宏观水平上，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散的全球化趋势，也导致了群体间偏见的激活和增加，因为某些人会感知到，其参照群体相对于另外一个群体正在失去在经济上或政治上的地位。
第三，除了知觉到的差异，绝对剥夺也能够引发冲突。窘迫的生活条件，例如严重的经济剥夺，会挫败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从而导致人们会产生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中，他人被看作是基本需求获得满足的障碍。在极端情况下，绝对剥夺会成为集体谋杀和种族大屠杀的前因变量，很多历史案例研究都阐述了这一观点，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种族大屠杀，阿根廷大屠杀。
关于群体间冲突的其它理论对和平心理学家也是有用的，例如：社会认同理论、存在主义心理动态分析、居位理论（positioning theory）等。当我们把这些理论应用于实践时，那么，如何采用非暴力方式管理冲突就成为和平心理学家的中心问题。
当我们在广义上使用冲突管理这个术语时，是指采用包容不同观点（冲突管理）或达成一致（冲突解决）的方式，努力阻止暴力的发生。虽然，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对关于冲突管理的大量文献进行综述，但其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原理和历史发展还是值得我们回顾一下。
关于冲突解决的最早最重要的一个认识是要找到“整合性化解”方案，即结果能够满足所有方面的需求。但是，冲突通常起源于冲突各方之间的消极的相互依赖，冲突各方的动机既有竞争性的一面，也有合作性的一面。在竞争性关系中，各方往往沟通不畅、相互怀疑、持批评态度、意见不合、展示武力和威压，同时各方还持有这种想法，即冲突解决只会对一方有利，不会对所有各方都有利。
当然，一种关系的竞争性特征也可以通过强调合作进行转换，其表现为，有效沟通、友好、协助、同等努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提升他方权力的意愿，以及关系各方认为冲突是一个大家有待解决的共同问题等。
冲突解决的途径可以分为两大类：基于利益的途径与基于需求的途径。基于利益的途径的倡导者是Fisher和Ury，两位学者在他们的影响力极大且十分畅销的关于谈判策略的书籍《谈判力》（Gettingto Yes）中对这种途径进行了详细阐述。这种技巧在美国和国际背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通过以下做法帮助谈判者把各方的非妥协性立场与其潜在的利益分离开来。这些做法包括：鼓励群体间的同理共感和相互理解；把对谈判者人格的推理与问题分离出来；避免各方的相互批评指责，而是批判性地分析问题；创造出能够产生共同收益的选项；采用客观标准去判断所提议的建议是否能够满足各方的利益。这种“原则式谈判（principled negotiation）”倾向于产生出创造性选项、弹性立场、共同满意（双赢）的解决方案，以及通过相互学习与问题解决提升各方的关系。
被称之为交互式问题解决（interactive problem solving）（IPS）的基于需求的途径广泛地应用于以暴力事件为标志的很多情景之中（在图1中，冲突与暴力的重叠部分）。由Kelman和Fisher所倡导，IPS采用以下方式致力于问题解决，即团体或政府的非官方代表，在几天的时间内一起进行对话。这些工作坊的推进者大都是学者或其他备受人们尊重喜爱的公民。IPS致力于提升各方之间的相互理解，巩固团体间的关系，对老问题提出新的理解视角，以及缓解那些根深蒂固的极端化的立场。当然，这种工作坊所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因为参与者都不是政府的官方代表；但是，由于参与者大都备受大家尊重和喜爱，因此这种工作坊不仅可以促使个体参与者的态度变化，而且也可以成为政治人物群体态度变化的催化剂。IPS已被应用于很多冲突事件的解决之中，例如：北爱尔兰，塞浦路斯，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根廷，斯里兰卡，以及非洲之角等。
3. 暴力与降低战争的范围和强度
尽管和平心理学家对冲突与暴力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但冲突是暴力事件的前提条件。一旦一种关系以暴力事件为主要特征时，那么降低战争的范围和强度就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事情。因为，暴力倾向于强化那些抵制和平提议的心理过程：对他人进行错误的、强烈的负性归因；我们－他们/黑人－白人思维；对质疑性证据的选择性不注意，而对证实性证据的选择性注意；爱国主义（内群体的偏袒）与民族主义（内群体的偏袒，同时伴随着对外群体的诋毁）的增强；以及使交战双方很难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其他心理过程。
把可能的作战方分离开，减少暴力事件发生的几率，这种成功的维持和平为制造和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各方开始致力于获得大家共同满意的结果。有时，对于制造和平来讲，确定何时各种条件已经成熟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以暴力事件为主要特征的长期冲突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平衡点，即各方对暴力关系都不满意、不高兴；任何一方都不能更好地达到它们的目标。当这种困境的发展对各方都有伤害时，其中一方或双方可能会认清这样一种现实，即这种困境继续发展的成本已经超越了它所带来的利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成熟的启动制造和平的时机。
4. 暴力后的重建和平
尽管把作战各方分离开来通常是维持和平的第一要务，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Boutros－Ghali）在《和平议程》中提出，联合国的和平干预应该超越传统的对军事维和行动的重视，应该找出冲突的根源性原因。实际上，最近几年维和行动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展，例如：监视选举、培训非军事强制执行部队等，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在于，大家认识到，传统的维持和平不可能产生持续的和平，除非我们努力地制造和平，推动各方获得共同满意的结果，以及我们能够致力于重建和平，触及到诸如经济福利和政治代表等结构性问题。自从《和平议程》发布以来，人们对持续和平的基础又有很多重新认识：（a）在为安全创造最低条件的过程中，“综合性任务”中的制造和平与重建和平是密不可分的；（b）先前作战部队的裁军、遣散和重组；（c）新的政治结构要具有透明性、责任感和公正性。和平心理学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暴力后社会的制造和平和重建和平工作，尤其是积极参与对暴力后创伤的评估和处理；积极地支持社会复原和发展，促进对话与和解。
临床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都认识到，个体健康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从世界范围来看，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暴力行为都发生于国内，而且大都发生于社区之内或社区之间。
正是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伤亡者都是市民的事实也就不奇怪了。社区的暴力行为具有人身攻击的性质，包括：邻居、朋友和家庭成员等，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和平与重建和平的一个问题在于，西方所训练的实践者通常喜欢使用创伤处理技术，甚至是基于西方理念和实践的创伤处理技术，但这种做法由于没有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从而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暴力。很明显，受到伤害者是否经历创伤，以及是否对一个安全的、可预测的世界失去信任，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与暴力行为密切关联的文化背景和集体意义。因此，和平实践者们越来越多地把西方的治疗体系与世界其它地方的本土的治疗体系进行整合，例如：安哥拉、波斯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和尼加拉瓜。
和平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机能的恢复至关重要，不仅要恢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而且还要阻断通过代际之间的创伤传递所产生的持久的暴力循环。例如，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和卢旺达，暴力的循环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地方，集体性创伤为以后的群体性的暴力事件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在国家之间，甚至也存在着暴力的循环，土耳其与希腊之间的国家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代际之间关于国家身份的传递充满了这样一种心理表征，对国家过去荣誉和耻辱的描述造成了集体创伤的保存；当受害者将不适当的哀痛和感受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的话，集体记忆为更多的暴力事件创造了心理条件。
对于重建和平来讲，社会结构的调解过程是至关重要的；冲突各方坐在一起，不仅要用言语表达他们过去的痛苦，而且还要展望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的未来。当社会分裂很厉害时，伴随着和解调停的谈判解决最有可能导致持久的和平。通过11个案例研究，Long和Brecke得出结论认为，重建和平的成功要遵循以下4个步骤：公众真相陈述；不带复仇的法律制裁；社会身份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一种崭新关系的要求。与此类似，Nadler认为，充满愤懑情绪的各方之间的和解过程是一个缓慢、渐进的变化过程（工具性和解），而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和解过程；在突发性和解过程中，作恶者会告知真相，受害者会马上宽恕作恶者。在后暴力背景中，和平心理学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帮助那些受战争影响的人们处理他们的暴力体验，同时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解过程。
调和工作来自于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专门关注，其目的在于处理各种心理健康问题，包括：悲伤、沮丧，以及诸如家庭分离、人与人之间和团体间的不信任、社会资源毁灭等关键性的心理问题。现在，大家对基于性别的暴力现象也越来越关注。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所发布的机构间指南就是用于协调以文化上敏感的方式对心理健康和心理幸福感的各种社会支持。由于冲突仍然普遍存在，因此，重建和平需要在各种层次的社会组织中将非暴力冲突解决制度化，以及创建关于冲突管理的新的社会规范。先前的军人，包括童子军，需要遣散，并要求他们重新融入市民社会；还需要培养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以及与参加工作和上学相关的知识技能；同时，地方社会也要做好接受退伍军人的准备工作。
5. 积极和平
我们使用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这个术语指的是，改变制度，矫正结构性不公平。当政治结构变得越发具有包容性，让那些身处弱势地位的人们能够表达他们的想法的时候，积极和平就会得到提升。当那些被剥削的人们具有更多的平等机会获得能够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物质资源时，经济结构就获得了转变。当“公正世界思维”被“觉悟启蒙（conscientization）”或批判意识的觉醒所取代时，支持结构暴力的文化性暴力叙事就会得到转变；所谓批判意识的觉醒是指，弱势群体开始批判性地分析和挑战强权者的压迫性叙事时的共同的主观状态。
如图2所示，各种关系（冲突状态、暴力状态或后暴力状态）都发生于一定的结构性和文化性背景之中。消极和平过程具有三个明确的切入点，当然这三个切入点要视关系的主导状态而定；而积极和平过程的机会却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否存在社会不公现象，都可以在任何点上进行切入，也就是说，其与关系的主导状态是否是冲突状态、暴力状态或后暴力状态无关。在图2中的左边，关系的特征主要是冲突，也有很多适于促进消极和平的冲突管理策略；与此同时，也可以产生推动关系结构趋于更加具有公平性的积极和平过程或“冲突转换”过程。事实上，比较令人满意的做法是，既要推动消极和平过程，也要推动积极和平过程。正如Rubin, Pruitt和Kim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仅仅寻求冲突管理的做法都有可能导致对一个不公平的固化社会的支持，以及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情况或和平状态无法持续长久。与此类似，当关系的主导状态是暴力状态时，往往关注的是维持和平，以及对暴力的制止，而忽视了对基于结构的不公平的关注，从而导致了对“法律和秩序”社会的接受，如此有利于社会秩序不受影响。实际上，与冲突一样，暴力状态也可能会成为推动社会文化规范和结构性条件进行变革的一个机会。例如，1969年5月马来西亚发生的种族骚乱迫使当时的马来西亚政府重新检视他们的各种政策，并着手制定新的经济计划，以便在几个不同的种族之间重新分配资源。这个骚乱事件肯定会印刻在以下那些马来西亚人的记忆之中，即他们共同享有以下文化叙事：绝不能让这种骚乱事件重演。
当一种关系的主要特征为后暴力时，就要重新进行社会安排，使暴力事件的发生成为不可能。
然而，消极和平过程倾向于保持现有的结构，相反，积极和平过程倾向于对当前的结构状态进行挑战。因此，和平心理学的实践者们，不管是参与对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的干预，还是参与对创伤和社会发展的处理，都非常清楚结构性的重建和平的重要性，只有如此才能阻止暴力的进一步的循环发生。
6. 积极和平途径与消极和平途径的整合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在人际水平、团体水平和国家水平上，把反应性干预（消极和平）和前动性干预（proactive interventions）（积极和平）整合起来的多层次模型。这个模型认识到，暴力事件具有结构性和文化性的根源。例如，家庭暴力的直接原因可能是人际冲突，但在结构水平上，家庭暴力的根源则是权力不对等，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妇女对男人的经济依赖。与此类似，直接暴力的组织形式通常也根植于制度性结构之中，军事—政治—工业的复杂性结构之中，以及被文化叙事合理化的理论（例如正义战争理论）之中，这些理论能够识别出战争如何具有合法性的条件。
从多层次和平心理学的视角来看，以平民为袭击目标的基地组织的暴力行为则是弱者的工具，这种暴力除了具有一个结构性前提条件外，还伴随着很多文化叙事。这些文化叙事反应了对使用致命暴力的合理性的辩护，包括坚信对于冤屈的补偿来讲，没有什么合法手段；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对话不是一种选择，只能采取暴力手段。因此，持久的和平不仅要消除暴力的直接原因，还要解决问题的结构性和文化性根源。
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整合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增长，这些非暴力运动在面对强大的军事政权时，曾经成功地将这些压迫政权推倒。在二十世纪，非暴力运动的著名例子包括：印度、南非、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智利和塞尔维亚。在二十一世纪，对于和平心理学家来讲，一个更加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弄清楚在何种条件之下，非暴力运动（消极和平）才能够达成社会公平的目的。很明显，不管分析单位的规模（人际间、团体间，或国家间）和背景（家庭、社会等）如何，持久的和平需要把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整合起来的多层次的干预活动。
考虑到不断提升维持、制造和重建和平的重要性具有社会公平性和持久性，因此，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确定和平心理学的稳定的研究领域。对于促进一个和平世界来讲，心理学应该首当其冲，因为和平与暴力涉及到人类行为，而这些行为来自于人类情绪、习惯、思维和假设。考虑到和平心理学已有的巨大贡献，我们一直疑惑，和平心理学为什么没有整合到主流心理学的大家庭之中呢？以下，我们提供了几个可能的理由。
六、和平心理学所面临的四个挑战
第一，由于恐怖主义威胁已经成为美国人所关心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对于一些人来讲，“和平”意味着温和、软弱、幼稚、理想主义，甚至是危险的、不爱国的。尽管和平心理学家对恐怖主义根源的探索已卓有成效，但由于这个研究领域被地缘政治学的研究思路所控制，因此，和平心理学家的研究工作被人们认为是不可信的、结果具有偏差，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调和主义，类似于安抚自己的敌人；错误地接受了卢梭的人性本善论，或者洛克的人类行为具有可塑性的观点。例如，当美国国会提议建立和平部时，一位从美国海军轰炸部队退休的军人就警告说，如果这样做的话，美国人就是“一群懦夫”。这种通过军事力量达成和平的言论与霍布斯的哲学思想是一致的，霍布斯认为，人类的一般关系，尤其是国家间的政治体系主要是竞争和无政府主义。霍布斯认为，合作行为会导致被利用和被剥削。因此，国家政府应该采取实力政治，或强权政治的执政策略，竭力加强、最大化，以及证实自己的权力。
尽管和平心理学家倾向于赞成合作，而不是竞争，赞成外交斡旋，而不是强权威压，但是和平心理学家关于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利益中的有效性还是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例如，本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Ralph K. White认为，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支持武装力量使用的各种条件。另外，White所提供的证据证明，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发动攻击的国家，包括美国，往往不会输掉战争。而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和平是否软弱，而是在何种条件下合作和竞争会导致建设性关系。
对和平心理学缺乏关注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和平心理学研究对质性方法的依赖；因此，有些人可能认为和平心理学的研究在方法学上不够严谨。作为学者和实践者，和平心理学家拥有不同的认识论，有的学者持有威廉·冯特的现代心理学的观点，即基于实验室的实验研究方法；有的学者采取的是基于现场的文化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和平心理学的理论有的是来自于实验室研究，也有的是来自于参与式行为研究，以及现场研究。
第三，和平心理学在冷战末期才有官方组织———1991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同意成立第48分会：和平心理学分会———因此，有些人可能错误地把和平心理学看成研究核问题的学科。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合理，但是公众对核毁灭的担心已经消退，与此同时人们对恐怖主义、环境变化，以及其它问题的关心开始上升。为了缓解人们所持有的和平心理学仅仅关注核问题的错误认识，美国心理学会（APA）第48分会的执行委员会把“和平心理学分会”更换为“和平、冲突和暴力研究协会：和平心理学分会”，从而表明和平心理学具有较为宽泛的研究范围。当然，关于和平心理学的研究边界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些学者提供证据证明，和平心理学应该对内在（心灵）和平以及其与以下态度的关系给予更多的关注，即对于解决国家间争端问题，是支持使用军事力量，还是非暴力方法。尽管和平心理学的边界问题还没有十分确定，但是自冷战以来，和平心理学却取得了十分显著的发展。现在，和平心理学对暴力的结构性和文化性根源正在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这种探索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进行，只是由于暴力所发生的地理背景不同，因此关注的焦点有着细微的差别。
第四个误解是，和平心理学对国家关系的改善贡献很少，它只不过是政治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已不属于主流心理学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与所有学科一样，心理学采用还原论作为理论选择的解释机制，因此，在较高水平上的行为和认知通常被假定为其能够最终在神经生理学的水平上获得理解。但最近，Berntson和Cacioppo的多水平分析模式对此进行了矫正，这种分析模式提供证据证明，对于某一分析水平上的目标事件而言，可能在这一分析水平上和不同分析水平上都存在着这个目标事件的决定因素。与此类似，政治科学家也意识到了把心理过程与政治过程联结起来的价值和意义。在政治科学研究中，实在论（realism）是宏观水平上的主要研究范式，这种分析范式比较适合于分析国家间的交互作用，但这种研究范式仅仅能够提供一个粗略的分析，而且通常会产生误导性分析结果，因为这种研究范式获得了关于微观水平上的大量研究假设，但在微观水平上应该采取心理学的分析模式。因此，和平心理学家有必要阻止这种还原论的分析模式，如我们所建议，应该采用把微观水平上的心理过程与政治和文化水平上的事件连接起来的多水平分析模式。
七、结论
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际，威胁人类安全的事件令人生畏。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武器、核扩散、失败国家、意识形态的斗争、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福利与医疗的分配不公、全球化、对人权的践踏，以及继续使用武力获取国家利益等都是具有心理学因素的复杂问题。在过去的20年中，和平心理学已经成为了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具有自己的知识基础、视角、概念和研究方法。当前，和平心理学家的职责是深化理论研究，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安全的主要威胁，并且还要积极参与促进人类幸福和生存的实践活动。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对和平心理学的介绍，能够邀请更多的心理学家加入到这个生机勃勃的研究领域之中，并且能够成为一个实践者，促进二十一世纪的具有社会公平性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