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结合斯塔姆教授的个人学术经历，围绕理论心理学的定位、性质、作用这一框架，就理论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建构论在理论心理学中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哲学对理论心理学的可能效用、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的共存关系，以及心理学知识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关键词| 理论心理学社会建构论马克思哲学心理学史亨德里克斯· 斯塔姆( Henderikus J．
Stam) :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the Universityof Calgary) 心理学系教授，1982 年于卡尔顿大学( Carleton University) 获得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心理学史和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研
究。他曾任国际理论心理学会主席和美国心
理学会第24 分会主席，是著名的《理论与心
理学》( Theory ＆ Psychology) 杂志创始人及主编，同时还是中国《心理学报》编委会成员。
他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具有权威性。
王波: 斯塔姆教授，您好! 很感谢您接受我
的访谈邀请。从早年创立影响颇大的《理论与
心理学》杂志，到担任国际理论心理学会( the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oretical Psychology)主席和美国心理学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Association) 第24 分会( 理论与哲学心理学分会) 主席，您在理论心理学和心理学史领域已耕耘近三十载。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理论
心理学的思考，又是什么促发了您这种思考的?
斯塔姆: 我对理论心理学的兴趣萌生于研
究生阶段，而那个时候我做的却是社会心理学
的实证研究。在博士毕业后我继续从事健康
心理学研究。然而同时我也一直在阅读心理
学的历史与哲学。我认为我持续地接近理论
的原初动机是我对心理学学科的基础特别是
其研究传统的不满。我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些
研究传统的起源，以及心理学的社会与政治基
础。这自然将我引向更深远更广阔的对心理
学基础的诸方面的阅读。大约25 年前，我完
成了这个转换，开始深入研究历史与理论问
题。但这并不是一个顺利的转型。在我思考
理论问题时，我仍然在完成之前的经验研究性
质的课题，或者指导从事经验研究的学生。然
而我大多数的经验研究本质上仍然是质性的。北美心理学标准教育实践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很狭隘的教育。学生被期望接受许多方法
与理论，并将之作为信念。然而实际上，其中
大部分都是有争议的和视条件而定的
( contingent) 。因此，任何理论和历史的探索都不禁会导致关于心理学的发展方式以及未
来方向的问题。当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对传统
的批评，但它确实让人认识到了心理学的极限
以及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王波: 考虑到您理论思考成长中的关键时
期，似乎社会批判理论在当时影响深广，而且在心理学中也有广泛的回应，比如德国批判心理
学等，由此理论的几乎就等于批判的。在那个
时候，对心理学进行批判性的理论思考似乎是
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而在当今心理学建制化趋
势增强的背景中，这看起来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您当时是如何接触到这些理论资源的呢?
斯塔姆: 要知道，不是一个，而是一代学
者影响了我。在转向健康心理学之前，我从
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这里我遇到了爱德
华·桑普森( Edward Sampson) 、菲利普·韦
克勒( Philip Wexler) 、肯尼斯·格根( KennethGergen) 和劳埃德· 斯特里克兰( Lloyd
Strickland) 等学者。这将我更深刻地引向其
他心理学批评家。我清楚地记得曾经读过的
1981 年出版的西摩· 萨拉森( Seymour
Sarason) 所著的《被误导的心理学》。我一读之下就深为震撼，觉得它就是当时切中肯綮
的批评，使我醍醐灌顶———它似乎回应了困
扰我这样一个研究生的所有问题。在该书
中，当时耶鲁大学的教授萨拉森指出了在我
看来很重要的一点———心理学是社会的一部
分，正像它帮助塑形社会一样。另外，一如之
前的许多思想者，他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之
间的重要关系。同时我开始阅读法兰克福学
派的著作。这个批判理论学派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前和之后都影响了社会理论的发展。
另外，心理学的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对
我的理论发展也很重要，因为它们强调心理
学中的男性统治，以及心理学对其自身情境
性( situatedness) 的忽视。随后我又阅读了批判哲学的著作，诸如丹· 鲁滨逊( Dan
Robinson) 、西格蒙德·科克( Sigmund Koch)和罗姆·哈瑞( Rom Harré) 等等。这自然地
将我引向哲学本身，尤其是认识论和科学
哲学。
王波: 您说的那个时代的确是理论心理
学的一个黄金时期，当今很多著名理论心理
学家都活跃在那个时期，即使其中一些人并
不自视为理论心理学家。这里牵涉到一个学
科身份或认同( identity) 的问题，而且似乎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各种”心理学。我常常
试图将这种身份的焦虑与前殖民地人民的身
份焦虑参照考量。在外部强力的冲击中，心
理学和被殖民者才不得不思考“自己是谁”
这个问题，而这种思考往往又不幸地以物理
学或者殖民者为想象的他者。看起来理论心
理学必定要遭受双重的不幸: 一方面它会像
一般的心理学那样思考学科身份; 另一方面，
它还不被一般的心理学认同。我们是不是能
为理论心理学划清一个边界呢? 理论心理学
的界限是什么? 或者什么是理论心理学? 照
您看来，理论心理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斯塔姆: 较之于回答什么是理论心理学
这个问题，回答它不是什么更容易。实际上，
我发表于南京国际理论心理学会议上的论文
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这篇论文不久就会出
版。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理论心理学并
不是一个被认同的心理学学科分支。它不是
当代实验心理学一个公认的特征( feature) 。
它也不是学习心理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
修课。而且，也不存在被“理论心理学”视为
标准版的理论。尽管如此，自认为是理论心
理学家的人还是已经从当今的心理学中提取
了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心理学的认识论
和基础问题、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之间的关
系问题、自我及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心理学
特质的测量问题等等。这些特征并不总是理
论问题，但它们首先是理论问题。幸运的是，
传统实验心理学正好涉及“理论驱动”的研究。因此，对大多数心理学研究者来说，与理论打交道是他们工作的一个必要内容。但
是，这些心理学家关于理论的观点与理论心
理学家关于理论的观点之间的区别，通常是
对理论的狭义解释与广义解释之间的区别。
王波: 正如一般的心理学经常镜鉴西方
的他者，中国的理论心理学也会引入西
方的理论。自伯格( Berger ) 和卢克曼
( Luckmann) 在1966 年出版了《现实的社会
建构》一书以来，社会建构论逐渐在心理学
中炙手可热，尤其是格根的版本，在中文学术
界里都鲜见对它的批评。虽然相关的原创性
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多见，但是这种观点已
经被用于解释诸如意识、自我等各种重要的
心理学概念。比如在格根的新书《关系性存
在: 超越自我与社区》(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2 009) 中，他就试图从对关系性过程的阐述来引出“单个的、隔绝的个体”
或者“有界限的自我”( bounded selves) ，并希望通过“关系意识的来临”最终超越这种笛
卡儿式的自我( Cartesian self) 。但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可疑的，意识到自己处于关系之中
并不必然产生变革的力量，而且在很多时候，
我们深处其中的关系恰恰是虚假的和欺骗性
的，正是需要被质疑或者推翻的。当然不可
否认社会建构论对实证心理学的清理之功，
但是我认为对社会建构论自身前提和界限的
反思也是必要的。
斯塔姆: 你说的这种事情正在中国发生，
我感觉有些奇怪，因为北美的社会科学家花了
相当长的时间来消除社会建构论在20 世纪
90 年代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在心理学之内
和之外存在着好几种版本的社会建构论。正
如你所说的，“社会建构”这一术语是通过伯
格和卢克曼的工作流行起来的。随后经由罗
姆·哈瑞、肯尼斯·格根和约翰·肖特( John
Shotter) 等人的努力，它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称为社会建构论的东西。但是，在心理学之外同
样也存在着社会建构论的其他不同版本，尤其
是在社会学中。我倾向于认为，关于社会建构
论的讨论将是短命的，因为社会建构论有两个
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它让我们认识到，没
有语言和共同体，我们就不能够在世界中定位
自身。在某种意义上，正如尼采说的那样，我
们是语言的囚徒。但这个某种意义恰恰也是
社会建构论遭遇困境的部分。被语言捕捉并
不必然意味着成为它的囚徒。而且，承认我们
社会性构成的存在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我们
不能为了其他的意义试图去探索它，改变它，
夺回它……其次，承认我们社会性构成的存在
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研究纲领。它仅仅是我
们进一步研究的一个背景。因此，对社会建构
论来说，制订一个前瞻性的和拓展性的研究计
划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或许这一点并不对
每一个人都重要，但是在心理学家中间存在着
一种认识，那就是，社会建构论永远是向后看
的。当然，这么说对那些试图阐明社会建构论
的替代版本的人并不公平。但它的确作为社
会建构论的局限出现了。
王波: 海德格尔有言，“一切必要性扎根
于一种急难中( Not) ”，而“最大的急难: 无急难之急难”。这似乎正是心理学的当下处
境。我们可以看到心理学正沉浸于胜利的喜
悦之中，尤其是在中国，心理学变得越来越流
行，心理学正在试图通约日常生活的每一个
方面，促使人们运用心理学的术语解释和理
解自己的生命经验，我在一篇文章中将之称
为心理学化( psychologization) 。海德格尔说哲学的必要性就在于当前时代的急难中。我
以为这也适用于理论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的
必要性就在于当前心理学的急难中。您是怎
么看理论心理学在心理学中的可能作用的?
斯塔姆: 只要研究者致力于一种“理论
驱动”的研究策略，那么理论将继续在心理
学中占据一个独特位置。但理论在这种情况
下的意味是相当不同的。在某些情况下，它
只不过是对逻辑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理论的重
复，通过传统方法检验一些喜好的假设。这
样的检验，不管表现形式如何，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理论的“检验”( 正如杜恒—奎因命题①已经阐明的那样) 。它们往往不过是泛
泛地回答了一个是/ 否问题的简单假设。而
我们在正统的研究中却常常内隐地将之作为
规范性的与合法的路径。有时候，我是在
“批判”的意义上理解理论的。你知道“批
判”一词在其词源学意义上意味着判断或者
鉴别，而在医学领域，它又意味着危重疾病。
因此，正像你说的那样，我们现在正在遭遇的
确实是一种“急难”，在一个困惫或者危殆的
时刻，这种急难要求我们有一双理论的法眼
( discernment) 。而且在我看来，我们处在西方大学发展的关键时刻，一方面知识在被商
品化，大学在被企业化; 另一方面，大学在过
去被视为文化中的善的蓄水池和善的生活的
代表，但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正在消亡。理论
心理学要考虑到这种境况。
王波: 马克思哲学对中国心理学有着非
同一般的意义。我们的心理学研究者在炙手
可热的心理学浪潮中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遭
遇着双重迷失: 于外热衷追逐西方心理学的
主流方向，尤其是占主导地位的盎格鲁—美
国传统，而漠视其内部不断产生的反思性力
量( 如批判心理学) ; 于内常常无法自识其方
法论他者和不同心理学研究的层层中介，以
至于所谓的马克思哲学指导下的心理学研究
往往只是作为口号停留在教科书的前言中，
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心理学学科的当代发展中
几乎是内隐地缺席的。另一个困境是，囿于
在中国影响深远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
系，心理学研究者可能会在未能澄清马克思
哲学的历史原像的前提下就开始非法地对两
者进行对接。在您看来，马克思哲学在理论
心理学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斯塔姆: 我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与
心理学是密切相关的，尽管我并不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家。因为不管怎样考量马
克思主义的最终价值，它都已经让我们注意
到了实践的物质性质，它为我们提供了社会
批判( 社会批判的结构归功于马克思主义)
的多种形式，并且已经作为现代思想的关键
体系进入了西方思想史。西方国家在很多场
合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但结果它总是
以更新的和不同的形式重新归来。我们已经
看到越来越多的理论心理学家，比如伊
安·帕克( Ian Parker ) 、查尔斯· 托尔曼
( Charles Tolman) 等人，已经就心理学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而马克思与
唯物主义在心理学中的作用很早就是德国批
判心理学的研究传统。说得更具体一点，比
如理论心理学中当前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研究，实际上它的起源正是社会实践。马克
思主义者卢卡奇在这方面的努力最为显著。
而活动理论( activity theory) 的现代形式以及维果茨基的发展心理学都试图延续这一传
统。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主体性与马克
思的直接的关联。心理学需要继续思考如何
对待马克思的遗产。
王波: 您和约克大学的托马斯·梯欧
( Thomas Teo) 教授相熟。2007 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突然问我心理学的历史与理论之
间是什么关系。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直
观与概念之间关系的表述的启发，我仓促地回
答他“历史无理论则盲，理论无历史则空”
( History without theory is blind，theory withouthistory is empty) 。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已经被写在他们办公室的白板上了。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理论和历史之间的关系的?
斯塔姆: 若干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
论了这一问题。这里我试着简单归纳一下。
历史绝不是对一个“就在那儿的”过去的重
述，而是对一个某种只被片面理解、召回或者
了解了的过去的叙事的重要发展。因此，我们
如何将一个过去重构进一种历史叙事，就意味
着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学家的任务。的确，这就
要求一种关于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的论点。在
某种天真的实在论的意义上理解历史，较之于
关注叙事结构如何塑形了我们讲故事的能力
这种历史观，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历史不依赖于过去的真实事件，恰
恰相反，在我们将这些事件接合( articulate) 为历史之前，它们没有任何意义。
王波: 以前阅读您的理论文章时，我就常
常想象您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在我看来，理
论心理学不仅是一种学术志业，更是一种心灵
依归。两者是纠缠在一起的。当知识不再是
一件商品，而是深刻地被赋予了个人的质地
时，它才真正是有意义的和超越性的。所以您
是否能分享一下理论心理学对您的个人生活
有何影响呢?
斯塔姆: 我浸淫于理论心理学中差不多30
年了。所以我不能想象一种没有它的生活。理
论心理学与哲学一样，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原
则和固执的信念进行检查和再检查。另外，正
如约翰·杜威和其他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理论
心理学应该服务于实践目的。专注于不结果实
的理论问题只会使我们脱离重要的问题。所以
我总是对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之间如何互相勾
连感兴趣。比如我关心诸如德拉埃斯马
( Draaisma) 、丹齐格( Danziger) 和布罗克迈耶( Brockmeier)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最近是如何重新理解记忆的，这已经对关于我们如何记忆的
很多实际问题产生了影响。实际上，正像你要
表达的那样，心理学家的权威现在依赖于知识
生产的技术本性，以及这种权威促成的知识传
播和对其客户与新一代学生的灌输。这种知识
是一种有关切( interested) ①的知识。而对知识的实证关切反映的则是心理学家的不断专
业化，以及这种专业化对普通的日常的道德世
界的不断入侵。所以理论心理学的确不再只
是一种纯粹的知识生产，它要求理论心理学家
对自己的知识关切负起责任。
王波: 理论心理学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你想对中国学习和教授理论心理学的
学生与老师们说点什么吗?
斯塔姆: 我对中国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很
感兴趣，虽然不懂中文，但我尽力了解中国的
情况。与其他说英语的心理学家一样，我也
被语言不通所阻。但我真的在利用翻译成英
语的文字努力跟踪中国的心理学研究。我也
是中国的《心理学报》编委会的成员。我对
中国理论心理学家的期望是，希望他们不要
失去自己的传统轨道，这样才能使中国思想
与西方思想的真正对话与融合成为可能。当
然我最希望理论心理学能在中国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