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朝代。英国现代杰出科学家、史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科技发展到宋代，已经呈现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雕版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朝完善、成熟并逐渐走向世界的。但中国的造车技术却从宋代开始停滞发展，直到现在中国的造车技术与世界水平仍有很大差距。为什么科技高度发达宋代造车技术却没有进一步发展，本文将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宋代水路运输比陆路运输更有优势
船运兴起是宋代交通习俗的新变化，船运与造船技术相对陆运和造车技术发展较快。
首先，自然地理方面，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走向多为东西向，东西水路交通便利，虽然南北方向缺少大河流，但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解决了东部地区南北运输问题，自然条件促使古代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水路运输解决交通问题。在孟元老著作《东京梦华录》卷一中的“河道”条记载着，“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入京城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东北曰五丈河，来自济郓，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自新曹门北入京。……西北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水筑堤，从汴河上用木槽架过，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汴京的水道交通系统比较发达，对外交通与联系也多以水道进行。这是陆路运输，尤其是长途陆路运输无法比拟的。
其次，宋代造船业发达、航行技术经验成熟。宋代的造船业处于中国古代造船史的第二个高峰。造船技术远远居于世界前列。北末真宗末年，官营纲船年产量为2916艘，其中江西路虔州（后改名赣州）、吉州计1130艘，比例最大。至北宋后期，两浙路温州和明州跃居第一，额定年产量各600艘，而江西路与湖南路的虔、吉、潭、衡四州共了23艘[1]。南宋时，杭州是宋代有名的船运中心，载人湖船有大有小，有一千料者，约长20余丈，可载百人，有五百料者，约长10余丈。《梦粱录》卷12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在《宋会要》中也有大型车船通长三十丈或二十余丈，每丈可容七八百人的记载。“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2]海船上已广泛地使用指南针和罗盘，动力方面，除帆和桨外，南北朝的陈代发明的踏车得到了推广和提高。李纲说，荆湖南、北路一带的车船“其大有至三四十车者”，每车有两个轮，“鼓蹈双轮势如飞”，“施于大江重湖，以破长风巨浪，乃其所宜。”[3]
最后，社会需求方面。科技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先后与辽、夏、金、元几个政权战事不断。随着南宋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其是南宋，偏安于江南，不仅有运河联通南北，而且外接大海，内外商贸往来不断，由此推动了航海事业的发展。宋朝建立后，一方面朝廷要从海外进口大量的海外奢侈品，而且每年还要向海外进行大批瓷器、丝绸等贸易。社会对船运业运量的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可以说社会需求是水路运输的动力基础。
以上这些便利条件数促进了宋代水路运输的快速发展，水路运输抢占了陆路运输的大量市场，造成陆路运输多以小规模短途运输为主，而陆路运输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没有继续发挥其以往优势，造车技术相应的也就失去了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二、宋代轿子的盛行是抑制造车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
轿子原名为“肩舆”，是用人力肩抬而行。隋唐时期，它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出行工具。不过，直到宋代，轿子之名才确定下来。宋代乘轿之风盛行，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轿子已成为一种最普遍的代步工具。
在北宋时，舆服制度规定各级官僚上朝不能乘轿，而只能骑马。但到了南宋，臣民不准乘轿的规矩就被打破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南宋建都临安以后，宋高宗认为江南的气候潮润，路面湿滑，官员骑马出行，很容易滑倒被摔伤，就说：“君臣一体，朕不忍使群臣奔走危地，可特许乘舆。”这样，轿子作为官方的交通工具被广泛的传播开来，无论是官员、富商还是小贩、大夫乘轿都是大家普遍的交通工具。南宋姜夔的《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词》：“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乘肩就是坐着轿子，从词中描述的生活画面，可见乘轿在当时，乃是很常见的景象。南宋时，不论城镇还是乡村轿子多得不绝于道，轿子的使用数量超过了马车。所以朱熹才有“至今则无人不乘轿矣”的感叹[4]。轿子的广泛应用，使马车失去了客运的优势，从此不再受重视，造车技术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宋代轿子文化形成以后，还不断向周边民族和国家进行传播和扩散，比如辽国就引进了宋朝车舆制度。辽朝有等级分明的舆服制度。圣宗太平元年，行汉册礼，又采用盛唐辇辂，规定皇帝、皇后可以用辇，有大凤辇、大芳辇、仙游辇、小辇、芳亭辇、大玉辇、小玉辇、逍遥辇、平头辇、步辇等[5]。“轿子文化”的扩散与传播促进了轿子行业的发展，从而抑制了造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此外，人力过剩、马力短缺和道路失修也是是轿子盛行的客观原因。这样，轿子使马车丧失发展前景。中国失去的不仅是马所代表的动力，还有轮子所代表的高速效率，轿子不仅没有促进宋代造车技术的发展，相反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