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课题（71263030）
作者简介：李 飏，女，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研究；
官 波，女，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法学和生态经济研究；
李 佳，女，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201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经济研究。
摘要：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农户经济行为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本文以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洱源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探讨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户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农户经济行为；生态文明建设；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11-0046-05
面对资源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集中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物质材料，其次，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人们矛盾的协调和社会的安定，最后，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能加强人们对和谐这一理念的理解。农户经济行为方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环境效益，我国目前的农村环境状况不同区域以不同方式呈现，最直接的原因则为农户经济行为方式选择的差异。因此，要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并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农户生存状况的认识和研究。[1]（P377～380）
对于农户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许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这些研究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2]（P26～30）。但是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经济极度落后、文化背景复杂多样、农户综合素质低下、生态资源的高度富集而又极度脆弱等特点，[3]（P62-67）使得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特殊性。
论文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洱源的农户经济行为的抽样调查，分析了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选定对生态文明建设影响较大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测量农户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感知程度，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探讨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户的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一、模型构建及基本假设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理论形态。[4]（P37）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系统。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可以分为意识文明、行为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四个层次。[5]（P8）
（一）生态意识文明（思想观念）与农户经济行为
思想意识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价值观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它指导人们的行动。以生态群、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绿色技术群为代表的生态文明观，要求农户树立人与自然同存共荣的自然观。不能只是对自然进行开发利用和索取，还要对自然进行保护与补偿，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与自然和谐相处，走与自然共存共荣的发展道路。[6]同时建立社会、经济、自然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改变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旧观念，[7]要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选择健康、适度消费的生活观。
（二）生态行为文明（行为方式）与农户经济行为
农户的消费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消耗各种能源、原材料和水资源，同时产生各种排放物和废弃物污染环境。因此，生态行为文明，要求农户改变那种不利于身体健康，浪费资源，污染环境，高消费、高享受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8]提倡勤俭节约，反对挥霍浪费，选择健康、适度的消费行为，提倡绿色生活，从而有利于农户的身体健康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
（三）生态制度文明与农户经济行为
社会制度是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为了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以规范与约束人们的行为。[9]制度的建立，可以合理限制人们的建设和开发行为。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农户可能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破坏和浪费生态资源，换取暂时的经济发展和商业利益。因此，合理限制农户的经济建设和开发行为，可以有效防止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破坏。
（四）生态产业文明（物质生产）与农户经济行为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任何社会、任何文明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生态文明的物质生产就是进行生态产业的建设。[10]生态产业可以分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生态旅游业及环保产业。与农户关系最密切的是生态农业，但是生态工业及生态服务业也会对农户的经济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形成下面四个假设：
H1： 生态意识文明对农户经济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H2： 生态行为文明与农户经济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H3： 生态制度文明与农户经济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H4： 生态产业文明与农户经济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
除了以上研究假设之外，也假设农户的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行为、生态制度以及生态产业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农户的生态文明行为由其生态意识决定，并且同时受到生态产业环境的影响。
生态意识文明、生态行为文明、生态制度文明、生态产业文明以及农户经济行为作为外生潜变量，它们本身是不可测量的，所以要借用一些具体指标对它们分别进行衡量。本文研究选用的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在前面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构建农户经济行为和生态文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图，即本研究的结构方程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二、模型识别
模型的识别方法有多种，如t法则、两步法等，此处采用两步法对该模型进行识别。（1）对测量方程，将所有指标当作外生指标，所有因子看作外生因子，即把所有变量看作外源变量。按照相关处理有路径相连的潜变量（因子），然后按照CFA的判别法对其进行识别，结果表明，该模型是可识别的。（2）对结构方程，将外生和内生潜变量作为可观测变量，按因果模型处理。显然，该模型按照因果模型的识别法则可以识别。[11]（P48）以上两步分析的结果显示，该模型是可以识别的。
三、数据的收集及方法
本研究选取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洱源的农户为单位进行调查。洱源县是洱海的发源地，位于云南省西北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北部，东与鹤庆县相连，南与大理市、漾濞县接壤，西与云龙县分疆，北与剑川县相毗邻。全县总面积2533平方公里。县城驻地茈碧湖镇，海拔2060米，距省会昆明471千米，距州府下关73公里。洱源是以白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县，民族分布呈大杂居小聚居。洱源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县，又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县内的8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境内存在的宗教有本土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由本土宗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族本主崇拜等。
数据收集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其中问卷设计主要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186份。本文根据分析的需要，对上述调查数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用SPSS17.0软件统计的基本信息如表2所示。
四、模型的评价
利用AMOS 7.0软件，[12]（P99～102）对上述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计算，得到初试结果之后，根据AMOS对修正模型的建议，在初始模型上进行修正，结果如图2所示。
由图2中可以看到，生产行为对农户经济行为本身的影响最大，回归权重系数达到了0.89。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制度文明对农户经济行为有着最为显著的正面影响，回归权重系数达到了0.88，验证了最初的假设H3：生态制度文明与农户经济行为具有正相关关系。生态行为文明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回归权重系数为0.81，说明其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仅次于生态制度文明排在第二位，其次是生态意识文明和生态产业文明，他们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也都是正的，符合之前所设定的模型假设。值得注意的是，隐变量生态制度和生态产业之间的路径系数为-0.04，这也不难理解，在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空间中，其生态产业的形成与其自身的资源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政策对其的影响不大。
评价结构方程模型的指标评价体系包括以下内容：不规范拟合指数（NNFI）、规范拟合指数（NFI）、拟合优度指数（GFI）、调整后的拟合优度指数（AGFI）、比较拟合指数（CFI）、增量拟合指数（IFI）、相对拟合指数（RFI）、均方根残差（RMR）以及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等。
从结构方程的拟合优度指标看，各项指标均符合统计检验的要求。绝对拟合指标中，CMIN值较小，同时CMIN/DF=1.528小于2，RMSEA值0.1，符合检验要求。相对拟合指标GFI和AGFI分别为0.904和0.865。都很接近于1，同时CFI和TLI指标很接近于1，以上各项指标值说明了模型通过拟合度检验，即模型实证结果有较好的说服力。如表3所示。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结构方程模型中的标准化系数描述了各个变量之间剔除量纲之后的关系，由图2所示各变量的标准化系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农户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储蓄行为、风险决策行为以及新技术选择行为对于形成合理生态的农户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实证表明：农户的生产行为对农户经济行为的影响最大；其次是风险决策行为、新技术选择行为、储蓄行为，消费行为对于农户经济行为模型影响最小。
二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合理的农户经济行为受到生态制度建设、生态产业以及农户的生态行为和生态意识的影响。其中生态制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农户本身的生态行为。我们可以看到，生态意识对农户经济行为影响最小，说明农户具有了一定的生态建设意识后，不一定会直接导致其更合理的经济行为。
三是农户的生态意识，以及其所处的生态产业环境对农户的生态行为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农户处在良好生态产业环境或是市场环境中，对于其形成保护环境、减少农业污染等的生态行为具有一定影响，并且通过提高农户的生态文明意识，可以改善其生态行为。
通过上面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一是制度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用以界定人们的自由选择空间以及确立人们的行为规范。制度的这种界定和规范一方面为人们进行某一活动设置了一个渠道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确立了一套激励或奖惩的办法，不同的制度结构有着不同的行为界定与规范，从而意味着不同的活动范围与激励，导致不同的行为选择，行为努力及行为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农户总是按自己的利益需要而行为，一般不含主动无私地为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考虑，农户总是通过对物质与非物质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来选择能够为自己带来最大净收益的行动方案。农户的行为和活动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相互影响的。其决策的目标为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非社会效率最大化，所以不能单纯地通过对意识与精神的要求来约束农户的经济行为，而只能运用最有效的机制来制约激励农户，从而建立良好的生态文明制度对于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的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改善农户的生态文明行为至关重要。农户选择健康、适度的生态行为，以利于其自身的健康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这需要建立一套激励机制才能实现。
三是生态产业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是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运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系统工程理论来指导、组织和发展产业。这对于农户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生产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因素，本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农户经济行为，影响因素和变量有很多，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仅使用了其中有代表性的因素和变量。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细化指标和变量。由于数据获取的原因，导致本文的研究样本数量不够充分，这对利用结构化方程建模研究问题是不利的，将导致模型估计的不准确，继而影响到结论的完全正确性，这需要后续的研究来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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