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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测验内容趋于实用，经学类试题查核转向
在康、梁等人的努力催促下，光绪帝于“百日维新”期间，下诏变法，改良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上谕中说：“乃迩来民风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多半循题对于，于经义罕见发现。而谫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故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12]。
一、引导思想界转向，改良科举呼声高涨
继常州“今文经学派”庄存与、宋凤翔、刘逢禄等人的奠定，至道光年间，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借经言政，揭破社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今文经学走向昌盛，风靡一时。诚如周予同所言：“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期，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会集，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生，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1]。今文经学的昌盛不只“激发了汉学自身的破裂”[2]，并且“当这一学术思想民俗，被这些试图开宗立派的学者推到极度，并有意将这种学术取向与乾嘉时代的古典之学对立起来的时候，它在某种水平上好像真的改变了清代的学术舆图，激发了相当深刻的思想与学术转型”[3]。这一重大的学术转型与科举测验之间存在着多么干系？又会对晚清的科举测验发生什么影响？本文便就此试以分解，以求教于方家。
“董仲舒《春秋决事》十六篇，今佚不传。《困学纪闻》所载凡三，另外另有存着否？《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后之用者，惟宇文泰、苏绰差为近古。而刘歆、王安石或以文奸，或乃至弊。岂《周官》果出于伪托欤？抑不善用者之过欤？[14]”
晚清今文经学的昌盛，不只敦促了晚清科举的制度厘革，并且还对测验内容发生了深刻影响。详细表示在科举试题上，则是由原先注重观察考证学试题转向讲究实用。这在晚清的历科殿试策问中表示最为明明。譬喻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科殿试，制策以经义、货币、水利、用人发问，在策问的最后提到，“夫研经训以求实用，权食货以阜民生，讲疏浚以利农功，等俊乂以熙治绩，皆经邦之要道，立政治宏纲也”[13]。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殿试，讲究实用的基调则更为明明，“士不通经不敷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也，要为其有用者”[14]。纵观晚清的各科殿试策问，可以清晰地看出，事关国计民生、治国安邦的问题大大增加，而乾、嘉时期殿试策问中关于经学源流，经籍版本分辨，史书编制类等考证学试题则迅速淘汰，甚而消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晚清社会现实所导致的“经世致用”思潮鼓起，目前文经学对付这股思潮的鼓起则有明明的火上浇油浸染。
戊戌年间，廖平以及康、梁等人对付科举制举办了激烈报复，大大敦促了清廷厘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决定出台。廖平从“托古改制，因时救弊”的态度出发，严厉批驳了科举制度的漏洞，认为科举麻木国政，造成国度衰败。因此，他主张科举测验内容应用《王制》来代替小学训诂，而制度应该以策论来取代八股时文，“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亦如策论之易八比试帖也”[8]。康有为则激烈报复八股文迂腐无用，空疏谫陋，阻碍人才造就。“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瞠目，不知何语矣”[9]。“方今国是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10]。而其跟随者梁启超对八股取士的进攻更是犹过之而无不及，他说：“科举不改，智慧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繁华，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11]。而且号令将西学引入科举测验，造就实用人才。
其次，晚清科举测验中经学类试题由以前侧重查核古文经学源流、经籍版本等问题转向查核今文经学经籍真伪、师承源流等问题。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辛丑恩科殿试中的经学策问：
二、促成科举厘革，废八股改试策论
晚清今文经学的鼓起，对付引导常识界、思想界走出考证学繁琐细碎之泥潭，转向“经世致用”无疑有着庞大的敦促浸染。思想界将眼光聚焦于科举测验这一千古旧制，针对其与社会脱节，不能选拔实用人才、空疏无用等问题，纷纷畅言，厘革科举呼声日渐高涨。
19世纪50～60年月，思想界纷纷借用今文经学，指陈时弊，建议科举厘革，个中以冯桂芬（1809～1874）最具代表性。冯桂芬认为必需对科举制度举办改良，“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传播，非一旦夕之故，断不行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那时矣”[7]（P37）。他认为科举测验“不外别其智慧智巧之高下罢了……然所试之事太易，则智慧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7]（P38）。因此，他积极发起加大测验难度。在试艺检阅上，他主张变合校为分校，实行三场各一主考，别离检阅的方法，以降服“以一艺之黑白为去取”[7]（P38）的漏洞。
在设问中，不只提到了董仲舒的《春秋决事》，并且指出《周礼》一经被刘歆所篡改，让应考者答复《周礼》的真伪问题，是否为刘歆伪造。而在《周礼》的真伪上，龚自珍认为《周礼》乃是刘歆篡改，借王莽改制而立于学官，加之经名。
龚自珍针对科举离开实际的漏洞指出：“当代，考场之文，万啄相因，词可猎而取，貌了拟而肖，坊间倾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4]。故此，他斗胆提出要破除八股文，改试策论。魏源则对八股取士空疏无用举办了报复，“试文衡，试言职，试枢密，无非衡书艺之工敏，声律骈偶之巧丽，罔知朝章、国故为何物，其部曹观政，无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盐、河兵得失安在”[5]。魏源认为必需改良八股取士制度，以实用常识来选才。“国度欲兴数十年之利弊，在综核名实始。欲综核名实，在士医生舍楷法帖括而讨朝章、讨国故始。舍胥吏案例而图讦谟、图远猷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