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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轫——抗战前期的云南方政学
　　但上述在英、法侵占缅、越并觊觎中国西南方陲的重重危机下促发的云南方政学抽芽，仍属于“半自发半自觉”阶段，而其真正起端是五四举动之后。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竺可桢提倡“地理学派”，开办《地理学报》。倾向于西学东渐今后的新地理学，个中有不少有关内容涉及研究边疆问题。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开办《禹贡》，形成“禹贡学派”， 并于1936年创立边疆研究会。因此，“五四举动是一个新文化举动，这也是一个符号，代表国人对边疆与国度主权的一个觉醒。”[18]在此配景之下，融合了中国传统地理学与西方人文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就，边疆研究成为中国边政学研究之发轫。正如中百姓族学学科的成立，是汗青的一定，又是特定的社会汗青条件的产品，又是学术需要的产品。[3]（P268）牢牢胶着于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中国包罗云南方政学的成长亦莫不如此。（节选）
　　　　在中国，“边政”观念发生时间较早，是指封建王朝镇守边疆的军政官员所执掌的事务，明嘉靖时期陕西监察御史张雨就曾撰写过《边政考》。[1]（P56）但直到20世纪40年月才有“边政学”一词。首提该观念的是吴文藻。他说：“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2]连年，有学者对吴氏界说有所补正，但多半不离其宗。如，边政学是“一门新的关于边疆政治的学问”、[3]（P268）“一门以边疆汗青、语言、文化和边疆政策为内容的研究”、[4]“中国边政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域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的一门交错或边沿学科”[5]、“边政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需要政治学、汗青学、经济学、教诲学、风俗学、宗解说等学科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学科的理论与要领研究边疆诸问题”。[6]（P401） 可知中国边政学之特点：一是起步较晚，是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内忧外患的社会情境催生的；二是与多种学科相团结，可能说在研究中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要领；三是研究工具与范畴极广；四是学术旨趣与现实存眷并重。与此相对应，进入20世纪云南领土危机频发，尤其是抗战以来，云南领土线长，与越、老、缅交界的地缘干系，有18个之多的跨界民族等诸多因素彼此交叉，注定在边政学研究之沃土的云南将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学术之花。
　　“我国现代意义的边疆研究，首创于（近代）外国之传教士、商人、领事、军事家、自然科学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留意。”[7]“边疆学术之综合”，就是吴文藻所言的边政学，“或许就是从晚清开始，……有一批有识之士感受到，要应对其时的边疆危机就要去相识边疆、研究边疆，这样就鼓起了一个边疆研究的飞腾。晚清的边疆研究主要在西北和西藏，西南这边还不那么重要。……并且这些研究照旧一种半自发半自觉的。”[8]进入民国，清当局官员兼学者对云南方地基于边疆危机而备受存眷，可视为是云南方政学研究之肇始。
　　对滇南红河道域的研究始于贺宗章与丁文江，他们是最早亲赴滇任职与观测的官员兼学者。贺氏《幻影谈》从军事和红河水运角度记实红河地域在外来势力攻击下，滇越铁路的修筑以及清末红河地域新旧社会厘革和现代化起步的状况。丁文江《我的第一次内陆观光》、《云南个旧》，记实滇越铁路开通后和民国初年红河地域现代化历程、红河地域的交通和个旧锡业的现代化转型状况。两人研究彼此秉承、彼此印证，正好反应了20世纪初期滇越界线地域的社会厘革过程。个中，丁文江“在西南从事地理学、地质学、矿业学、民族观测和社会学多种学术勾当，尤以矿业地理考查和民族社会观测用力最深”[16]，并在《独立》杂志上颁发了《云南的土著人种》。胡适评价说：“他是——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度处事者，为公家之进步幸福处事者。”[17]（P21）诚然，其时以忧国忧民之心致力于边疆研究的学者多半如此。
　　对滇西北的研究，主要会合在中缅领土的片马。其研究内容可分为“片马事件”前后两个阶段。事件产生前，孙中山助滇留日学生开办《云南》杂志，侠少（吕志伊） 的《滇缅界事述略》和志复（杨振鸿）的 《滇缅疆界会谈》先后刊发于《云南》二月刊与九月刊。“片马事件”产生不久，阐述涌现[9]：其一是概述先容“片马事件”。如宋教仁的《滇西之祸源篇》[10]、《哀片马》[11]（P29～30）、《说片马》[12]（P2～3）、《滇缅勘界恸史》[13]（P181～182）等，先容中国历代当局对片马的统领、中缅界线划界环境及英侵占片马事实，把片马丢失归罪于当局糜烂无能，使公众相识事件真相而激起存眷。其二是从国际法角度探讨片马问题。贺绍章《片马谈判感言》[14]（P13～16）指出片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河山，受国际公法掩护，任何国度的入侵都是对国际公法的蔑视，理应受到法令的制裁。其三是沿用传统汗青研究法先容“片马事件”。《片马谈判始末记》[15]（P22～29）简述“派赖事件”以来中英两边谈判环境，揭示片马事件进程，为后人留下第一手史料。其四是从政治影响角度，痛切失地，号令以武力收复。《片马紧急记》闵为人著，大概为清宣统、辛亥年间1911 年（铅印本）。说：“英入片马不啻疾雷贯耳，汗出心惊。片马何地？ 滇蜀藏之锁也。故不揣己力亲临险地，苦甚，数月始归。致书内阁人存土存，人亡土亡。号令：一千七百万云南人，当组团练，武力抗英。”秦宥横《争滇缅界务奏稿》《云南文献》，1972年2期。暗示：“寸壤尺地，性命争之。”要求当局：“滇边失地，武力图之。”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适应现实的需要，从敏感的河山问题入手，借古喻今，推翻封建王朝的主题十分光鲜。从此滇界线务开始引起人们的存眷。”[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