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培暄，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是哲学历史观上的区别，而两者之间的具体分歧体现在研究方法、基本观点和阶级归属各个方面。我们当今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体”“用”关系不容颠倒。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G63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11-0030-04
在当今学界，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很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甚至有很多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才是经济学的主流，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做出深入的比较，找到二者之区别，分析二者之优劣，从而明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与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
本质区别是哲学历史观上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共同的理论来源是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它们却分别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不同思想内容，因此也具有截然不同的理论旨趣与理论追求。
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学理思辨成分，全盘接受了其“利己人性”的假设（而这一假设在亚当·斯密那里甚至是被有所反省的，他的《道德情操论》就是一个明证）；因此，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如何通过具体的生产机制、分配制度、资源配置以及市场运行等，实现经济主体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这条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 的理论路线，自萨伊、马尔萨斯，经西尼尔、约翰·穆勒、马歇尔，延至当代西方经济学，一脉相承。萨缪尔森在他那本广为流传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说：“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以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消费之用。”用简单的话说，西方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用途中对稀缺的资源进行配置、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无限多样的欲望和需要的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学理思辨成分，并且运用这种学理思辨证伪了古典经济学的“利己人性”的假设；与西方经济学所奉行的唯心史观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P12） 马克思主义认为：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性是随着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着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旨趣是在于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来进一步揭示人类社会形态和人类历史演变的普遍规律。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的具体分歧体现在研究方法、
基本观点和阶级归属各个方面
1.研究方法：辩证唯物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
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是由近代自然科学所倡导起来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换句话说，经济学方法是经验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运用。其严格程序是：首先，明确研究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前者构成约束条件，后者形成目标函数；其次，确定主导行为主体行动的一整套规则体系，并据此进行逻辑推演，推导出稳定的结果；最后，评估这种结果是否有效率。这样就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经济学模型，而经济学体系就是由一个一个这样的模型构成的。当然，理论模型建立起来以后，往往需要利用可能得到的数据对它进行计量检验，以决定取舍或者修正完善。虽然不同的理论模型中环境条件与游戏规则各不相同，但基本偏好是一致的：即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
但是，这种孤立、静止的形而上学的模型往往不具有现实性。西方经济学要模仿物理学构想一个均衡的理想状态，但问题恰恰在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复杂多变的，任何社会领域都不可能存在一个普遍的均衡状态。譬如：就一般均衡理论而言，一般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对所有的市场所设想的一种理想状态，根据这种理想状态，整个市场的生产和交换将处于一种帕累托最优的状态；但是，在存在多重均衡的情况下，哪个帕累托状态才是合理的呢？另外，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的长期和短期之间本身也是相脱节的：注重长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把现实视为均衡的，而关注短期的凯恩斯经济学则认为现实是非均衡的。那么，这两者如何实现有机的统一？显然，至少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合理的统一理论出现，更没有社会一般均衡如何达成的真实描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则是现代唯物辩证法。它不像西方经济学那样只是满足于对个别零散的经济现象进行实证性的描述和解释，而是侧重研究经济现象背后所蕴藏着的本质规律性；它不是满足于对人与物的关系进行分析，而是要通过人与物的关系去揭示其背后所蕴藏着的人与人的关系，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就是：“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2.基本观点：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
西方经济学家们表面上是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本质上则是抛弃了对价值问题的诉求和探讨。因为，当他们完全把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时，实际上就已经完全取消了“价值”这个范畴。在他们看来，此时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严格的科学被确立起来了，前面的“政治”两个字可以去掉了；自“边际革命”以来，这门学科更是被定义为一门专门研究“效用最大化”或曰“帕累托最优”的科学。这恰恰说明他们不懂辩证法，一门学科的本质只有在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中才能够被真正确立起来，经济问题永远离不开政治问题。否则，“效用最大化”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效用最大化，“帕累托最优”只能是“美元—华尔街体系” 的最优，在这种体系下，美国以世界上5 %的人口消耗着世界上1/ 3 的资源，然后再指责为他们制造出消费品的发展中国家过多地消耗了资源，没实现“帕累托最优”，岂不荒谬？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完整的“劳动价值论”，认为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价值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被物的外壳所掩盖着的社会关系。在科学完整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又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并通过对资本积累、资本运动规律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正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
“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这两种基本观点的对立，必然会带来对经济现象各个方面的观点上的对立：
关于价格问题，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价格仅仅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体现出价值规律的作用。
关于工资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工资就是工人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也就是劳动的价格。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工资并不是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格。资本家购买到工人的劳动力后，取得了工人劳动力的使用权，并使用这种劳动力创造出新价值；新价值里既包括相当于工人劳动力价格的价值部分，又包括剩余价值部分；工人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格的价值部分，资本家则得到剩余价值部分。这就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
关于分配问题，西方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包括劳动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种要素都为创造价值做出了贡献，因此，收入来自于各种要素在价值创造中所做出的贡献，资本得到利息，土地得到地租，劳动得到工资，管理得到利润，各得其所，公平合理，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劳动，因此，主张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一切非劳动收入均来自于对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由此得出雇佣劳动与资本相互对立的结论。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做过种种解释，如供给学派提出的“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引起危机”的理论，凯恩斯主义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危机”的理论，现代货币主义提出的“货币供应过量引起危机”的理论，等等。周世良：“两个范式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差异”，载于《中国科技信息》2007年第1期。 这些解释都只是看到了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就抓住了经济危机的本质。
以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主要观点有“制度说”“政策说”“市场说”，等等，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此次危机的原因，但仍然是见树木不见森林，治小癣不治大疾，没有从本质上深刻剖析此次危机的根源。其实，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也有一套系统的解释框架，即由凯恩斯所开创并被其后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断发展的“需求管理”理论。大体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通过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增加支出来刺激经济；央行通过降低利率，鼓励货币的借贷来刺激经济。其实本质上说就是：利用信用，花明天的钱在今天消费或投资，来缓和生产与消费、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李晓翼：“对次贷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马克思生产过剩理论的启示”，转引自finance.baidu.com. 可是，西方经济学家们所始终不能解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花明天的钱来拉动今天的消费或投资，到了明天再花后天的钱，这中间的金融链一旦断裂是什么后果呢？这种扬汤止沸的做法，只能是延缓和压抑了危机，并不能真正阻止危机的爆发。因此，自20 世纪末以来，“美元—华尔街体系”就不断暴露出其问题，如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到了2008 年，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核心地带——华尔街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并迅速发展成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欧美各国的金融机构濒临破产。[2] 西方主流经济学显然解释不了这个现象。
而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利润追逐下的生产过剩与广大无产阶级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能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资本家在追逐剩余价值的欲望下不断扩张生产；而另一方面，因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分配不公，使广大无产阶级相对贫困。消费能力的增长无法跟上生产的增长，这种矛盾不断加剧，必然体现为市场供求之间的矛盾，从而造成经济危机。恰如黑格尔所言：“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虽不会重复，但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历次经济危机虽然细节不同，但本质却又是惊人的一致，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如此，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如此，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也照样显示了经济危机的一般常规模式。
3.阶级归属：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
无论西方经济学如何标榜“利己人性”的普遍性与“市场机制”的普适性，都无法掩盖这样的本质：它们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具有明显的阶级性；正因为如此，它们总是从资本主权出发，千方百计地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看成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即便是凯恩斯主义，也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己的需要，利用国家政权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增加政府公共支出以刺激经济的发展来缓和矛盾危机的经济学说。凯恩斯自己就曾公开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3]（P24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始终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经济学说的阶级性，因为它站在了代表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劳动主权出发，以公有制为基础，强调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把各个阶层的劳动者都看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承认社会财富是劳动者借助各种工具共同创造的，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客观历史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在当今中国的“体”“用”关系不容颠倒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学说与黑格尔学说的最大不同就是，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从来不封闭自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本来就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今天，它也不应当拒绝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合理成分。这样的胸襟气度，恰恰是它永葆生命活力的不竭源泉。从实践上看，我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马克思原先所设想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个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就要运用多种手段，包括市场经济手段，搞市场经济，就必须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理论和技术。
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也已存在、发展了几百年，其间也产生过许多有用的观点和论述。例如：用于分析市场交换对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全社会最优福利的作用、论证市场经济之合理性的一般均衡论和社会福利论；用于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表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起作用的有效需求理论；用于分析价格的形成和作用、为研究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提供理论框架的边际效用论和供求论；用于研究企业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新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4] 等等，我们对此不应一概排斥。
具体到当前来说就是，我们既要侧重研究生产关系，但是又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不能借此排斥对资源配置的研究。因为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人与物的关系来体现的，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要通过资源配置的状况来证明的。虽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资源配置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种资源私人占有与资源合理配置之间的本质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源配置失当的问题也仍然存在，仍然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波动、通货膨胀、产业结构扭曲、盲目建设以及企业设备闲置、劳动者失业等问题，仍然困扰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5]这就需要使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经验乃至教训。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时，只能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实际和具体需要，将那些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理论和方法借鉴过来，绝不能良莠不分地全盘接受，更不能借此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同时，我们更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本身具有不可否认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资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取向；有的理论甚至赤裸裸地反对社会主义，宣扬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具有明显的庸俗性和辩护性。[6] 对此，我们更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严密的论证来予以还击，驳斥它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攻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其糟粕成分进行有力的批判和彻底的摒弃。
总之，我们今天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合理成分，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体”，西方经济学为“用”，“体”“用”关系不容颠倒。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王浩斌.经济危机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北京：江海学刊，2009，（2）.
[3] 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4]刘培荣，杨坤.浅议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5]赵淑英，纪红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新探[J].鸡西大学学报，2002，（2）.
[6]罗节礼.略论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五个关系[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