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斋语痕”至今已连载五年了。犹记得伴侣汇报我吴福辉老师将在《汉语言文学研究》刊物上开发专栏“石斋语痕”的动静，那是2010年下半年的事，似乎就在昨天。自那今后，吴老师每年春夏秋各来河南大学博士点一次，被邀授课并乘隙相识研究生看书心得或论文写作的希望环境，并针对我们的迷惑一一作答。那也像是学术答问，给我们一一留下了陈迹。
究竟，读他的文章要比听课多得多，而他如今收录在新著《石斋语痕》集子里的文字，像《〈缔造周报〉复刊骤止却引来〈文化批驳〉》《左翼刊物在政治、文学与营销之间》等，时常会引起我对早期进修现代文学史的反省。因我在读大学时，对左翼文学的相识，像“缔造社”“太阳社”等仅被看做是一个个名词罢了，对付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迁徙流转等史料是根基不问的，而我最初的文章也被老师品评不外是“百衲衣”。面临吴老师多次提到的当下研究生论文的弊病，这本学术散文集子《石斋语痕》尤其是辑二《告白史断想》里的文章，就像是对“炒冷饭”、“集纳式”论文下的一剂猛药。作者由质料见“史”的每一欣爱仿佛都跃然纸上，在提醒我辈去反思应如何念书、如何研究，去学会挖掘新史料，并从中生发出学术题旨和理路来。虽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但吴老师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精进勤勉，足以给本日的文学受教者（也大概是年青的文学教诲者）更多的启示。
关于这些文章如何成文，作者自言：“挖掘出零散的新质料了，有了些与别人差异的观点了”，“于是用一天到两天时间涂抹成一篇小文，三四千字，五六干字不等”。在“零散的新质料”上做文章，聚焦于精选的“文化细节”，正是作者作为文学史家的治学情趣之一。而对细节的掌握亦是于细微处见精力：不“泥古”，是“化古”——着重点不在于挖掘出什么对象来爆料，而在于将其“化”入必然的史学视野中，重新质料探寻“偏差”并生发出新意。如他阐述周瘦鹃：“在编《紫罗兰》的时候不单不再窜改别人稿子里的‘她’字，且本身也破题第一遭用起了‘她’来。这等于分明时代的成长，从善如流的品格。”（见《周瘦鹃的务新求变与现代市民文学接管史》）在吴老师眼里，“新质料”岂论巨细，细节也可包罗野史质料和告白。而研究亦由此可以探入文学现场：“期刊、报纸、单行本的出书花絮，作家自传、书信、日记、条记里的隐秘部门，当事人回想的旮旮旯旯，甚至耳食的说之者日有、亲践者或拒或迎且流布长远的据说，一些入不了正史的杂七杂八的质料，都可发挥出助你进入‘现场’的效用。”
《石斋语痕》这种“回到文学现场”的研究，注重琐细史料的挖掘，做到了“不虚美，不隐恶”，诚然会泛起出文学现象自己的繁复性，甚至会涉及有争议的文学命题，让一些约定俗成的定论都从头问题化了。而这就无异于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文学汗青的派别，窥伺到更多的现代文学真相。作者认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是“向世间提供了一部被认为是异类的作品”：“人性的妖怪真是锋利已极啊”（见《左翼作家展露人性之作〈丽莎的哀怨〉》）。对付老舍的市民情怀，作者如此感应：“在担当了恒久的‘斗争哲学’熏陶，终于看到南北极思维给我们带来的劫难问题之后，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将战斗式的激进嘲讽全盘否认的境况下，来浏览这种由‘穷人’出发而回收的对人世发出会意微笑的从容品评姿态”（见《由〈龙须沟〉想到老舍与市民的血肉接洽》）。这些阐述着现代文学历久律动和朝气的文字，饱含了作者开阔的文学视野和精准锐利的学术目光，及他多元海涵的文学观，这亦可从吴福辉老师的其他著述：《中国现代文学成长史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都会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看出来。
二
《石斋语痕》里气象生动且乐趣盎然的小品文字，与作者的现代文学史、海派文学史研究的大气彼此辉映。然而这一“小”一“大”的比拟，正指向作者将学术生命与小我私家生命彼此融会的奇特性。在王瑶先生的几个门生中，吴福辉以细腻著称。他以饱蘸生命感悟的文学情怀面临研究工具，一向为人所乐道。他的学术著作也宛如一面多棱镜，折射进出生阅历与糊口履历的多个维度来。《中国文学都市与我的四城影象》记录的是他生命迁徙的足迹：“随着怙恃家人分开上海的时候年仅11岁，却有浸透骨肉一般的余痕，种下了日后研究‘文学上海’、研究‘海派文学’的根子”，如今“在北京旦夕相处现已糊口了30多年，于此安居乐业，终老于这个古都相依为命，并同时研究京派文学”。正是出生于沪地，却恒久糊口于北京的人生经验塑造了吴老师京海远眺的学术视野：“能用北京、上海这两个都市做比较，来加深体会她们。在这之间，我体会到了京、海在现代中国作为符号性都会所发生的独占的文学显赫位置。”
而其学术屐痕与糊口印迹的重合几至难以判别。像这本集子涉猎的“质料阐释、条记讲明、实地考据、念书割记、答读者问、名作重评”等文章种别，即来自于作者受邀介入学术集会会议的讲话、为书籍撰写的序言、讲学时的稿子等。从必然意义上说，文学研究就是他的日常糊口状态。好比，吴老师将一份手绘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楼房居住利用图视为法宝，这是在北京虎坊桥会见资深作家葛一虹时所得的。他还会因丁玲检修书残稿《关于（在医院中）》的披露却回声较少略感不安，因此执笔为文。再遐想到平日里偶提及生存有某各人的亲笔信时，吴老师那掩饰不住的一脸欢快，不难觉出在他眼里、在他笔下，学术史料都酿成活生生的了。虽然这与作者游历考查了诸多文学史的“现场”不无干系，而写作也“升华”成了作者与写作工具之间的一种亲切对话。虽不敢说每部作品发生的原型、每个作家的降生地居住地作者都相识过，但我们相信正是有了这样亲近作家作品的心怀，那些貌似生硬的史料才变得有趣活出现来。而我以为学问已经在吴老师身上化为筋骨肉肉，而不可是书本文字了。
这样，也使得他自然扩大“文学史”的研究眼界，给他所写的“大文学史”的诸多命题带来“文化史”的气息。时代赋予这一代人以文化脚色，1950年月生长的学人不行能单单作为一名“述学”者，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现实的强烈眷注，使命感的汹涌，都是显见的。如对语文教诲的存眷有《为大学语文写的常识随笔四则》，尚有《小说（四世同堂）和话剧〈四世同堂〉（与北京话剧观众问答）》中对表示北京精力、北京文化的雅俗咀嚼平衡成长的号令等。而像《费孝通的社会学与我的文学研究》《平津文坛漫议》之类文章所浮现的，往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常识分子研究的场域挺进，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奇特经验抉择的，是过往糊口教会他的。而著作中蕴含的都市文化、文学情况的转型、以及作品流传与媒体变迁的干系、战争年月作家心态等各种迫近文学产生、变革状态的驳杂文化图景，触及了与文学共生的文化情况的探究。而将文学置于汗青文化变换的“长河”之中，敞开的是“文化史”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