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是指特定区域范围内的诸多地方政府，为应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增多的区域性公共事务，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整合资源，彼此互动协调，以实现互惠共赢为目标的合作化行为模式。事实上，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不是简单地通过签署合作协议、举办合作论坛、建立区域联合会、共同设立组织等方式建立合作关系就可以完成的，而是强烈地依赖于合作治理的有效实施过程。关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研究，不仅需要探讨如何建立合作关系和选择何种合作方式等问题，而且必须关注如何确保合作治理的有效实施问题。
作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彼此交往、以实现互惠共赢为目标的合作化行为模式，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既是在空间资源方面的整合，也是从组织结构方面的协同，更是在制度功能上的合作，它“将既有的制度安排及其要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即在不改变现有正式政府体系或对现有正式政府体系进行边际调整的情况下，通过横向的不同程度的相互协调实现了区域性管辖权的自我建构，成为跨界公共问题治理的有效工具”。[1]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实质上就是一套旨在处理区域性公共事务、化解分歧和冲突、共享区域公共利益的制度安排。任何制度都必须具有可实施性才能达致有效实施的目标。制度可实施性“是对制度的实施过程的一种关照，其关注的是行为者的激励问题，从而成为达致预期制度绩效的最关键一环”。[2]32因此，关于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有效实施问题，可以从制度可实施性视角，也就是从制度实施过程的视角进行分析，揭示地方政府间区域合作的有效实施机理。
一、制度可实施性：制度有效实施的理论阐释
制度分析的传统肇始于亚里士多德，及至20世纪中后期以来，新制度主义的兴起促使制度分析的传统重新受到重视。在众多新制度主义学者中，诺斯、青木昌彦、柯武刚和史漫飞等人从制度可实施性的视角推进了制度分析的研究，形成了关于制度有效实施的独特见解。诺斯认为，“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以及与它们相对应的实施机制组成”，[3]4“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其实施都至关重要，都需要具有实施特性才有效。”[3]84青木昌彦指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4]柯武刚和史漫飞依据制度的起源将其划分为由人类生活实践逐步演化而来的内生型制度和由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地设计并强加于社会的外生型制度，强调无论内生型制度抑或外生型制度，都必须通过实施环节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功能。[5]任何一项制度都需要具有可实施性达致有效实施的目标，具体而言，制度可实施性包括“制度本身的内容价值、行为者的激励以及相配套的实施机制这三个方面的内涵”。[2]32
第一，就制度本身的内容价值来说，制度自身具备正当性是制度有效实施的首要前提，是制度可实施性的基础。不仅如此，科学合理是制度有效实施的基本依据，科学合理的制度通常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原则性条款。规定制定者希望制度对象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二是实施执行程序。这是针对原则性条款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法和标准，主要解决怎么做，如何执行的问题，使原则性条款转化为可操作的程序规定。三是检查程序。包括谁检查，按什么程序检查，检查者要负什么责任，如何约束、监督检查者。这三个部分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其中，检查程序是重中之重，其次是执行程序，原则性条款最轻。[6]
第二，从行为者的方面来看，制度可实施性涉及到行为者的激励这一关键环节，制度实施的效果取决于行为者对制度认同、遵守和执行的程度。一项制度若要得以有效实施，除了要求制度本身正当、合理之外，还要求行为者因为激励而遵守制度，即行为者“因为畏惧惩罚（即强制）或可获得收益（即自愿）而遵守制度规则”。[7]只有获得行为者认同和遵守的制度才能有效实施；如果行为者对制度缺乏认同，对制度的遵守和执行程度不够，必然会导致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陷入困境。
第三，就制度的实施机制而言，相配套的实施机制是制度可实施性的重要保障。“每一种制度的功效都要靠机制去实现，一项制度制定之后，要想使制度的效能真正地发挥出来，就必须努力促使其形成相应的机制。”[8]缺乏相配套的实施机制，不仅制度有效实施的目标会落空，而且制度本身的正当性也将会受到质疑乃至挑战。一般情况下，“制度本身既可能内含了促使人们遵行的机制，也可能需要在社会环境中来创设推动人们遵守制度的有关机制。”[9]它们相互依存、彼此互补，保障制度实施过程的有效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