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政党执政都离不开特定的时空语境和文化语境，因此，必须研究执政生态环境。所谓执政生态环境，就是指党执政所处的历史、时代、条件和文化状况等要素，它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进程和效果。从时空语境来看，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所面临的生态环境不断变化，时空条件不断转换。从文化语境来看，文化从属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与文化互动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在挑战中创造性地建构了自己的主导地位。应该说，这些生态环境的巨大变迁以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一、经济体制转型给党的执政
文化建设带来新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以及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成功实践，标志着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所有制结构调整，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方面的一系列尝试等，仍然没有走出传统计划经济的场域，市场经济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逐渐开启，经济体制变革逐渐推进，在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矛盾和分歧日益凸显，思想交锋更加激烈，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障碍。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审时度势，解放思想，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创新观点，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的传统观念，为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管理方式的宏观调控等，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转型。在此基础上，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内含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起到了“发动机”的作用。
正是基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刻变化，党的执政文化建设调整了过去“政治-文化”的两极互动模式，转而在“经济-文化”的大局中筹划“重在建设”的发展路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把党的执政文化建设从“政治-文化”的建设模式调整为“经济-文化”的建设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专项批判，思想改造的不断升级，文化从属政治的定位，尤其是反右斗争的不断扩大化，党在执政文化建设上“左”的倾向愈加浓厚，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被简单化，“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奉行政治挂帅，以文化的名义抛出各种政治运动，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反而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就把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恢复到唯物主义的本色，强调物质形态文化与精神形态文化的互动。同时，调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停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文艺的“二为”方针，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有较大的缺陷。过去，我们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局限在观念形态上而被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立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范式，不仅关注观念形态上的文化，更关注物质形态上的文化，强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邓小平所言：“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123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政治、经济本身的角度去寻找经济发展的动因，忽视了经济发展受到执政生态环境的制约，尤其是文化语境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形态文化的表现，对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触及精神形态文化层面，并在此基础上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则，努力提升经济活动主体的人的现代化，将会极大地释放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的条件不仅是机构和市场的效率，还需要实现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匹配，仅有先进的技术和完美的制度，是不够的，试图实现经济体制转型也是不成功的。这是决定经济体制转型能否成功的内在力量，也是党的执政文化建设实现“经济-文化”认识模式调整的必然走向。
二、社会结构变迁给党的执政
文化建设带来新的向度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社会变迁过程必然包含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组合。尽管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由于内外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或多或少都会发生结构变迁，只是程度深浅而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型，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机构调整，引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结构调整，我国传统社会的二元结构开始出现分化和分层，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开始出现。新阶级阶层为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必然会在不同层面的接触交流时传递利益诉求、公民权利和对政治参与的渴望，触发社会结构变迁中新的矛盾和冲突。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比较简单，政治上高度集权，利益分配是通过指令性计划来调节的，有一整套的原则、规范和机构来限定人们的利益分配和收益状况，并保护其在制度化结构中的实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高扬集体主义大旗，社会思想高度统一，社会结构稳定有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以市场调节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进行干预，个人利益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随资源配置进行流动和分化。恩格斯说：“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252经济体制转型，所有制结构变革，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异质性增加，社会结构出现分化，引致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差异，个人主义有所抬头，利益冲突和矛盾更加复杂，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制度和核心价值在部分阶级阶层中的影响力日渐式微，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逐渐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