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陈振濂老师语，自本学期开学上课以来，因其身体休养与工作的缘故，未能多上课以及时了解大家的学习近况，但一直很是挂念。因此，陈振濂老师带病于病房中召集了硕博士研究生，一来了解大家的学习近况，二来为大家今后的学习研究方向给予具体指导。对上课所涉及内容，研究所委托学生初步作以下整理，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团队建设与“品牌效应”
研究所自2002年筹建，由陈振濂老师任所长以来，主要立足于百年（近代、清末民国时期）美术史学史研究，据林老师统计，已有博士论文近二十篇，质量很高，在国内外同行中，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已经成为此界重镇。
十余年的时间在书画鉴定收藏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成绩，包括陈振濂老师发表长达四五万字的当代鉴定收藏方法论研究的论文；林如老师的十多万言的博士论文，以及去年底由我们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收藏鉴定的高峰论坛等，这些业绩有目共睹。但自2008年林如老师的博士论文之后，近几年来，研究所在书画鉴藏方面学术成果的发展略有停滞之迹。从研究所的健康发展，以及整个团队长远的谋划布局考虑，陈振濂老师亦是希望能有持续进展的研究成果，能形成一个后续有人的、承传脉络清晰的学术梯队与团队，共同成长。
传统的书画鉴藏大师，个人能力十分出众，受人敬重，但他们往往单枪匹马，后继无人。中央美院薛永年老师，开始在大学里带学生，培养后代，功不可没。但由于书画鉴藏是一个表现为实践性、市场性、经济性很强的行为特征，相对较抽象的鉴定收藏学的学理、学科意识建立的急迫性，则不太敏感，有时也觉得没什么用，属于纸上谈兵一类，因此并不热心投入。陈振濂老师的努力，则既考虑到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涯对专业史论、实践与理论的分布需要，更希望长远规划整个团队的合理学科结构，以及团队中的成员今后个体发展的空间；希望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能够做大做强，成为在全国书画鉴藏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从陈振濂老师的书画鉴定方法论与“文史考旺、艺术审美、高科技检测三位一体”新概念的提出开始，到金晓明老师组织团队编纂的《历代绘画大系》煌煌钜著、林如老师的《百年书画鉴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形成第二代成果群，是一个横跨十年的阶段性业绩。到现阶段以书画鉴定为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招生教学，应该为第三代。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扎实有力的梯队，团队内每个成员在书画鉴藏领域都有各自专攻的方向与研究成果，都有博十学位，在重实践的书画鉴定研究中，这样的博士学位拥有量与构成，也该是业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了如此平台，团队的成员也可以从中享受到这个团队带来的“品牌效应”。如今年秋季故宫开展《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主动给林如老师寄来约稿函。这种级别的研讨会规格很高，又配合有极精的藏品大展，不但发表论文，在国内外会产生学术影响，还有机会看深藏宫中平时看不到的历代精品，即使与故宫同一系统的全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分不过来，想参加的就有好几百人。连他们都未必能有机会，更不用说一般的业内人员如各大高校的讲师教授，挤破脑袋都未必能有机会参加。林如老师能得此殊荣，不仅仅是因为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和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这个机构背景，除了她本人的书画鉴定研究能力是大家所认可的以外，谁又能否认，她背后是一个集中了专业精英与学科力量的品牌效应呢？
二、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
加入到一个好的学术团队，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专业研究方向的特定选择是个人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选择一个有意义又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是今后学术发展的第一步。
书画鉴藏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涉及收藏、拍卖、市场、作伪，等等，每一个领域，都是可以研究的对象，在选题时，每位同学需要选择其中自己感兴趣的、又是独特的一个角度与方面进行专攻，如当时陈振濂老师读研时，同班五位同学都是研究中国书法，但“中国书法”的概念如此之大，书法史可以研究的内容也是相当之多，一个人根本无法包办。最后在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的指导下，每位同学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朝代的书法进行研究，陈老师选择专研的两宋书法史。当时同学中有选汉、唐、元明、清；陆、沙二老的希望，最终的研究成果合起来也是巍巍然一部中国书法史。
在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现有成果中，陈振濂老师的研究主要涉及现代高科技在书画鉴定过程中的应用，提倡传统目鉴、人文考证与高科技相结合的鉴定方式。林如老师的博士论文对近百年来中国书画鉴定的转型进行了梳理，其中对鉴定流派又有深入研究。记得还有郭彪硕士论文的题目是研究故宫鉴定专家已故刘九庵先生，属人物研究。接下来，两位专攻鉴定收藏的研究生同学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继续解读、深化中国书画鉴藏领域的学术内涵。
蔡思超现阶段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收藏鉴定家王季迁，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选题。王季迁活动于西方，这造就了他作为当代收藏鉴定人物研究的特殊性。若他只活动于中国，虽然王季迁家藏丰富，但论收藏数量，能与其一较高下的大有人在；论鉴藏方法，王季迁的鉴定主要继承老师吴湖帆，是相对较传统的方式，与张珩、徐邦达、谢稚柳、启功等相比较并无多大的特殊性与意义。但是王季迁旅居海外的经历，显然是国内一大批著名的鉴藏家所不具备的，同时，王季迁又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人物，他除了藏有大量中国古书画（最有名的是八大山人），本人会创作、能鉴定，编撰有书画鉴藏类的专著，同时与国外的书画收藏家、博物馆（最有名的如纽约大都会）、拍卖公司，以及国外高校的艺术学教育有十分密切的联络。甚至他的英语语言优势，都是可以探究的内容。
清末斯坦因从敦煌以较低的价钱买走了一大批敦煌简牍，或许在一般人看来斥责其是“盗贼”，但转换身份立于公正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以钱换物的正当的交易方式，而非如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般名副其实的掠夺行为。并且斯坦因把中国的文化传递到了西方，让西方更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功能也不应该被忽视或贬斥。一个文化领域，有外国的传播者，未必不是幸事。我们中国似乎缺少这样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世界更了解我们的“使者”，王季迁即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他在西方世界极其活跃引人注目的书画鉴藏活动，间接地起到了中国古书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用，从一定程度上真正打开了中国古书画在西方世界的流行之门。因而对于蔡思超的王季迁研究，我们最终所期望呈现的成果，并不是单纯王季迁个人书画鉴藏经历的简介，而是从王季迁反观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书画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对属于陌生的汉字书法的认知能力，甚至透过王季迁了解西方世界的中国书画收藏与拍卖交易情况。前者立足于异文化的交流方式考察，后者与商业交易密切相关。两者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命题。两年前，我曾经指导过的研究所郑瑞博士已经有一篇20多万字的论文通过答辩，研究的就是西方世界对（汉字）中国书法的引进：书法引进与绘画引进是两回事，绘画是图像，中西有共同点；书法还因文字而有语义，西方引进会遇到难以跨越的文化障碍，这一点，提醒蔡思超注意。
一、团队建设与“品牌效应”
研究所自2002年筹建，由陈振濂老师任所长以来，主要立足于百年（近代、清末民国时期）美术史学史研究，据林老师统计，已有博士论文近二十篇，质量很高，在国内外同行中，浙大中国艺术研究所已经成为此界重镇。
十余年的时间在书画鉴定收藏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成绩，包括陈振濂老师发表长达四五万字的当代鉴定收藏方法论研究的论文；林如老师的十多万言的博士论文，以及去年底由我们研究中心主办的全国收藏鉴定的高峰论坛等，这些业绩有目共睹。但自2008年林如老师的博士论文之后，近几年来，研究所在书画鉴藏方面学术成果的发展略有停滞之迹。从研究所的健康发展，以及整个团队长远的谋划布局考虑，陈振濂老师亦是希望能有持续进展的研究成果，能形成一个后续有人的、承传脉络清晰的学术梯队与团队，共同成长。
传统的书画鉴藏大师，个人能力十分出众，受人敬重，但他们往往单枪匹马，后继无人。中央美院薛永年老师，开始在大学里带学生，培养后代，功不可没。但由于书画鉴藏是一个表现为实践性、市场性、经济性很强的行为特征，相对较抽象的鉴定收藏学的学理、学科意识建立的急迫性，则不太敏感，有时也觉得没什么用，属于纸上谈兵一类，因此并不热心投入。陈振濂老师的努力，则既考虑到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涯对专业史论、实践与理论的分布需要，更希望长远规划整个团队的合理学科结构，以及团队中的成员今后个体发展的空间；希望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能够做大做强，成为在全国书画鉴藏界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从陈振濂老师的书画鉴定方法论与“文史考旺、艺术审美、高科技检测三位一体”新概念的提出开始，到金晓明老师组织团队编纂的《历代绘画大系》煌煌钜著、林如老师的《百年书画鉴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形成第二代成果群，是一个横跨十年的阶段性业绩。到现阶段以书画鉴定为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招生教学，应该为第三代。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扎实有力的梯队，团队内每个成员在书画鉴藏领域都有各自专攻的方向与研究成果，都有博十学位，在重实践的书画鉴定研究中，这样的博士学位拥有量与构成，也该是业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了如此平台，团队的成员也可以从中享受到这个团队带来的“品牌效应”。如今年秋季故宫开展《石渠宝笈》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方主动给林如老师寄来约稿函。这种级别的研讨会规格很高，又配合有极精的藏品大展，不但发表论文，在国内外会产生学术影响，还有机会看深藏宫中平时看不到的历代精品，即使与故宫同一系统的全国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分不过来，想参加的就有好几百人。连他们都未必能有机会，更不用说一般的业内人员如各大高校的讲师教授，挤破脑袋都未必能有机会参加。林如老师能得此殊荣，不仅仅是因为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和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这个机构背景，除了她本人的书画鉴定研究能力是大家所认可的以外，谁又能否认，她背后是一个集中了专业精英与学科力量的品牌效应呢？
二、个人研究方向的选择
加入到一个好的学术团队，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专业研究方向的特定选择是个人发展的重要内在因素。选择一个有意义又自己感兴趣的选题是今后学术发展的第一步。
书画鉴藏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涉及收藏、拍卖、市场、作伪，等等，每一个领域，都是可以研究的对象，在选题时，每位同学需要选择其中自己感兴趣的、又是独特的一个角度与方面进行专攻，如当时陈振濂老师读研时，同班五位同学都是研究中国书法，但“中国书法”的概念如此之大，书法史可以研究的内容也是相当之多，一个人根本无法包办。最后在陆维钊、沙孟海先生的指导下，每位同学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个朝代的书法进行研究，陈老师选择专研的两宋书法史。当时同学中有选汉、唐、元明、清；陆、沙二老的希望，最终的研究成果合起来也是巍巍然一部中国书法史。
在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现有成果中，陈振濂老师的研究主要涉及现代高科技在书画鉴定过程中的应用，提倡传统目鉴、人文考证与高科技相结合的鉴定方式。林如老师的博士论文对近百年来中国书画鉴定的转型进行了梳理，其中对鉴定流派又有深入研究。记得还有郭彪硕士论文的题目是研究故宫鉴定专家已故刘九庵先生，属人物研究。接下来，两位专攻鉴定收藏的研究生同学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继续解读、深化中国书画鉴藏领域的学术内涵。
蔡思超现阶段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收藏鉴定家王季迁，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选题。王季迁活动于西方，这造就了他作为当代收藏鉴定人物研究的特殊性。若他只活动于中国，虽然王季迁家藏丰富，但论收藏数量，能与其一较高下的大有人在；论鉴藏方法，王季迁的鉴定主要继承老师吴湖帆，是相对较传统的方式，与张珩、徐邦达、谢稚柳、启功等相比较并无多大的特殊性与意义。但是王季迁旅居海外的经历，显然是国内一大批著名的鉴藏家所不具备的，同时，王季迁又是一个非常饱满的人物，他除了藏有大量中国古书画（最有名的是八大山人），本人会创作、能鉴定，编撰有书画鉴藏类的专著，同时与国外的书画收藏家、博物馆（最有名的如纽约大都会）、拍卖公司，以及国外高校的艺术学教育有十分密切的联络。甚至他的英语语言优势，都是可以探究的内容。
清末斯坦因从敦煌以较低的价钱买走了一大批敦煌简牍，或许在一般人看来斥责其是“盗贼”，但转换身份立于公正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以钱换物的正当的交易方式，而非如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般名副其实的掠夺行为。并且斯坦因把中国的文化传递到了西方，让西方更了解中国古老的文化。这一功能也不应该被忽视或贬斥。一个文化领域，有外国的传播者，未必不是幸事。我们中国似乎缺少这样主动走出去让西方世界更了解我们的“使者”，王季迁即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他在西方世界极其活跃引人注目的书画鉴藏活动，间接地起到了中国古书画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用，从一定程度上真正打开了中国古书画在西方世界的流行之门。因而对于蔡思超的王季迁研究，我们最终所期望呈现的成果，并不是单纯王季迁个人书画鉴藏经历的简介，而是从王季迁反观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古书画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对属于陌生的汉字书法的认知能力，甚至透过王季迁了解西方世界的中国书画收藏与拍卖交易情况。前者立足于异文化的交流方式考察，后者与商业交易密切相关。两者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命题。两年前，我曾经指导过的研究所郑瑞博士已经有一篇20多万字的论文通过答辩，研究的就是西方世界对（汉字）中国书法的引进：书法引进与绘画引进是两回事，绘画是图像，中西有共同点；书法还因文字而有语义，西方引进会遇到难以跨越的文化障碍，这一点，提醒蔡思超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