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虽然图书馆事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素的制约，但是政策因素在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始终起着基础性的保障作用[1]。关于“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概念，蒋永福对其作出的解释为：“国家根据需要而制定的有关发展与管理图书馆事业的方针、原则和方法”[1]；庄义逊则认为是“国家指导图书馆事业的重大决策，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图书馆的性质，标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指导图书馆工作实践的指针”[2]。这两种认识都强调了国家对图书馆事业的宏观调控功能，图书馆事业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图书馆的任务、功能、管理和组织等。目前，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政府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以及所制定的有关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指导的纲领性规划。本文所探讨的政策是属于广义上的政策范畴，包括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法律规章、行动指南、指示、规划以及策略等。从政策的视角出发，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相关政策进行梳理和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我国的图书馆政策思想内涵，而且有助于把握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特点和规律，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借鉴之意。
1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概述
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家和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和倾斜，包括党和国家制定的各项有利于民族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等。纵观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这些政策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需求，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根植于图书馆事业的整体语境，故其历史分期与我国图书馆史的历史分期一致。肖希明教授吸纳了“国史”分期理论，依据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图书馆自身发展特点，提出了图书馆史划分的“六阶段说”[3]，对现当代图书馆史划分提出了新的见解，同时也为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历史分期提供了参考借鉴之义。鉴于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真正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后，结合中国图书馆事业历史分期的观点，本文将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分别为：①改革开放时期民族图书馆事业政策（1977—1989年）；②现代化转型时期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1990—1999年）；③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的民族图书馆事业政策（2000年—至今）。在此基础上对各个历史阶段中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政策进行梳理和剖析，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内容和意义。
2 各历史时期的民族图书馆事业政策
2.1 改革开放时期民族图书馆事业政策（1977—1989年）
2.1.1 国家“六五”计划（1981—1985年）提出发展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要求
建国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整体缓慢，而民族地区图书馆更是荒凉凋敝，几乎谈不上“事业”。据统计，1949年全国总共有图书馆391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仅有14个，县以下基本上无图书馆[4]。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民族地区图书馆通常被视作同文化馆职能相同的群众文化工作看待，在为民族地区生产建设和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并未引起充分重视。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也并未幸免于各种“破坏”。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民族政策的指引以及对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视下，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开始纳入国家政策制定者关注的视野当中。1982年11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其中指出“基本上做到市市有博物馆，县县有图书馆和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切实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的文化设施”[5]；其后，国家“六五”计划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的文化事业，建设和扩充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影剧院等文化设施”[6]。对此，钱维理先生在全国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上专门做了《关于发展我国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解读了“六五”计划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提出的要求，探讨了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如何落实“六五”计划的问题[7]。“六五”计划中首次从国家的高度提出发展民族图书馆事业的要求，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启幕后，作为维护边疆统一和各民族团结的战略措施，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对其自身价值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认识。
2.1.2 “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座谈会”
民族地区图书馆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传统观念等原因，与内地图书馆发展存在较大差距，长期以来难以满足民族地区文化、经济发展的需要。鉴于这种情况，为了进一步发挥民族地区图书馆为当地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由国家相关部门牵头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1983年7月6日至12日，由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民族文化司、国家民委文化司和中国图书馆学会联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18个民族的7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8]。会议着重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1）以党的民族政策为指导，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实现国家“六五”计划为图书馆事业规定的目标；（2）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9]。此次座谈会上，时任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局长杜克做了《加强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开创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新局面》的重要讲话，就图书馆事业的形势问题、“六五”计划的贯彻、根据民族特点加强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等问题进行了阐述[10]。此次会议是建国后首次全国性的关于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专门会议，在国家高度重视的感召力下，提高了民族地区图书馆工作者为事业奋斗的高涨热情，借助于国家对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建设各项投入，民族地区图书馆事业建设开始进入历史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