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董其昌绘画的秩序化静态空间的渊源
中国传统绘画空间具有程式化、平面化、秩序化的特点，画家不追求实际空间的真实体现，而以意象手法摆脱对实际空间的摹仿。客观物象按照一定的法则和主观意志组合，表达出特定的审美意趣和思想感情。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以线条为主，赋彩为辅，着重表现对象的神韵和主体的思想感情，朝意象化空间表现发展。隋唐时期，展子虔的《游春图》画面空间以流动的视点，摆脱了光线、明暗等因素影响，展现出一个开阔的视域，充分体现出中国山水画利用虚实、疏密对比来拉开远近深度空间的特点。而王维将魏晋时期绘画的空间表现特点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画面的透视、色彩、线条以及皴法表现得更加明确。
五代两宋时期，绘画的空间表现趋向成熟，画面严谨密集规整，主要以水墨表现为主。在李成、范宽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表现冷寂、萧疏的秩序化静态空间，以此体现主体的精神追求。构图中以“三远”来统一画面，达到“可望”、“可游”、“可居”的视觉效果。元代画家在宋代文人画发展的基础上，融诗、书、画为一体，把书法的笔法引入绘画表现当中。如黄公望的《九珠峰翠图》，画面层层叠叠的渲染，笔墨变化丰富。视觉上更富有意境，显得空灵，营造出一种秩序化的静态空间效果。此外，在画面空白之处用书法补以诗文，记录画家的思想感受。画家以线条和墨色来营构空间，通过对现实空间进行高度的提炼、加工，主观的色彩得到更大体现。正如石涛所说：“丘壑自然之理，笔墨遇境逢缘。以意藏峰转折，收来解趣无边。”
董其昌的绘画秩序化静态空间远承五代董巨、李郭、“二米”以及“元四家”的书画传统，近受明代以来沈周（1427～1509）、文征明（1470～1559）为核心的吴门画派的影响。从他的《容台文集》中可知，董其昌的绘画始学黄公望，从李思训、王维等唐代诸大家、五代诸大家、北南宋诸大家的画，他都一一临摹。后专习董、巨、米、“元四家”一派。
董其昌深受董、巨绘画影响的同时，发展了元代以高逸为上的抒情写意山水。他的写意山水形式主要来源于“元四家”，尤其是倪瓒。如果我们把董其昌晚年之作《高逸图》跟倪云林的《渔庄秋霁图》画法作比较，不难看出董其昌的画近于倪云林的面貌。两者绘画都表现出严谨、静美的境界，笔墨形式相似。画中山石皴法，折带、披麻兼用，以侧笔为主。构图布局呈现一河两岸式（一河两岸，一两个土坡，三五株枯树为主）山水，以简、静、淡取胜。董其昌在《画旨》中自题：“作云林画，……其佳处在笔法秀峭耳。”“清淡”、“秀润”可以说是董其昌与倪云林的共通点。
“董、巨——沈、文”等诸大家的绘画作品中所具有明显的秩序化静态倾向，为董其昌绘画的秩序化静态空间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董其昌的绘画艺术可谓“集其大成而自出机杼”。曹溶对他评价甚高：“有明一代书画，结穴于董华亭，文、洗诸君子虽噪有时名，不得不望而泣下。”
以董为中心的松江派，很好地变化了吴门派，使得”元四家”的画法与董、巨画法很好地融合起来。与吴门画派相比，董其昌注重用笔墨韵的表现，以“古雅秀润”的面貌立于画坛，而他的静态绘画空间也更趋向秩序化。
二、董其昌绘画空间的静态感
中国传统文人的画对“静”美学的要求自古有之。苏轼说：“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刘松年在《颐园论画》云：“画到精纯在耐烦，下帷攻苦不窥园。”中国绘画所呈现的视觉空间，讲究步步移面面观，以大观小，小中见大，俯仰万象，形神兼备。而要达到这种状态，就必须“澄怀味象”，静观之后，再以笔墨抒发出来。
董其昌的书法造诣很高，融颜、二王、苏米于一家，线条秀丽飘逸。他的绘画线条借鉴了书法用笔。正如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作书须提得笔起。自为起，自为结，不可信笔。后代人作书，皆信笔耳。信笔二字，最当玩味。吾所云须悬腕，须正锋者，皆为破信笔之病也。东坡书，笔俱重落。米襄阳谓之画字，此言有信笔处耳。”这里不难看出，董其昌以“不可信笔”作为绘画凝神静气的正确用笔方法。画家在创作时做到气定神闲，把握住物象的自然结构，画面自然就无浮躁之气。
笪重光在《画筌》云：“山川之气本静，笔躁动则静气不生。林泉之姿本幽，墨粗疏则幽姿頓减”。与南宋山水的刚猛气势截然相反，董其昌擅长以柔润静秀的笔法来表现绘画空间，以禅境的萧散虚和来抒写心胸山水之境，侧重静态秩序的空间构筑。他提倡以静气写出胸中丘壑，排斥躁动之气。因为在躁动之气中，容不下也存放不住客观的山水物象。为了将绘画空间中的静感发挥到极致，董其昌精心经营画面，营造细腻的空间形式结构，反复推敲画面局部空间关系。与前人沈周、文征明相比，董其昌绘画呈现出空前的“静”与“柔”，将中国绘画美学中“静气”推向顶峰。
《秋山图》（广东博物馆藏）是董其昌52岁所作。构图采用三段式，画面中近景山坡高树，中景云景山峦，远景高峰。用笔以董、巨式的披麻皴为主，用墨淡而润，用笔毫无刻露之痕。“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画旨》。董其昌以他独特的“暗”法，将“静气”以笔墨语言形式表现出来。
明代心禅之学的兴起，士大夫将禅学引向学术和艺术，崇尚柔弱空寂的画风，反映出弱不禁风和迷离朦胧的明末时代精神状态。董其昌深入地研究过儒、道思想，对禅学尤其癖好。儒、道、禅的“空寂”、“无为”思想都宣扬静、柔、和平、简淡，也都反对刚硬、猛烈、粗俗和躁动。董其昌的绘画呈现出一种极端静穆、文儒的精神状态，正是儒、道、禅所需要的精神状态。儒、道、禅的基本思想和审美乐趣，对他营造秩序化静态的绘画空间具有一定深远的影响。（节选）
